这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地主家庭的缩影。
为了叙述方便，把这个地主被命名为“王文采”。
土改前，王文采在一个开明绅士创办的中学做校工，工钱每月一担米（160斤大米），加上祖上传下的而是几亩田产的微薄租谷，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家中有母亲、妻子、三个子女。
母亲是江南大户之小姐（在此文被称为“王母”），知书达理，好读书写字。但命运不济，嫁到这户并不宽裕的家庭后，生了一个儿子才两岁，丈夫就早早离开了，那年她才二十来岁。
她没有丝毫改嫁的想法，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这个家，她含辛茹苦的养大了儿子，“地主分子”王文采。
王母三寸金莲，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坐在家里无夫可相只能教子，教育儿子好好做人勤俭持家，省吃俭用把儿子读了几年私塾，总想着让儿子以后能出人头地，干出点大事，光宗耀祖，也不枉了自己几十年的呕心沥血。可儿子为人忠厚，说话结巴，难成大事，而且不会种田。族兄见他家生计困难，就让王文采去了自己创办的学校管管账，工钱虽然是最低的，但对于贴补家用还是很有帮助，后来他的大儿子读书就完全是靠这份工薪。
王母端庄正派，为人热情，哪家哪户有急难之事，哪家哪户拌嘴争吵，都喜欢找到帮个忙评个理，她也乐于帮助，因此在村里却有很高的威望，成为女人们的典范，村人誉她为地方的贞洁牌坊。
在她的管理下，儿子娶了媳妇，生下了三个儿女，老大是儿子，读书用功，智力非凡，成了中学的高才生。老二老三是女儿，大的7岁，小的才3岁，活泼可爱，无忧无虑。
这时候，土改来了，因他们家里有二十几亩地，租给人家种，每年可得三十担租谷（每担120斤），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厄运从此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抄家没收房产和土地这只是个开始，他们被赶出了大屋，一家挤在小仓间，从此他们变得家徒四壁，分文不名。接着来的是批斗和虐待。
王母已经年过花甲，平时虽然没有绫罗绸缎，但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的形象被泼上污水，拉去批斗，挨吊、罚跪、揪打，什么罪都受了，甚至要她跪在一条很窄的木凳上，她默默的忍受着。最让她人受不了的是儿子竟被莫须有判了劳教，理由是打了佃农一巴掌。后来问那位佃农咋回事，那人说其实没有的事，他们硬要他那样说，他有啥法子。就这样“被硬要说”而判了一个人的监禁，达一年之久，这是一个啥样的社会和逻辑？
幸好大孙子高中毕业，到省城读了大学。王子考学成绩优秀，本来可以上很好的大学，学习自己喜爱的专业，但这时家中已经无法给以他学费资助，读中学时，靠的就是父亲那份工资，每年学费要10担米，现在啥都没了，他只能靠自己了。他只能放弃了要负担学费自己喜爱的学校，改去了不要学费还有饭吃的农学院。课余时间和假期，他就找一些苦力活干，挣点生活零花钱，看起来苦点，可比起家里已经是幸运多了。
最苦的是婆媳和孙女，她们丝毫没有生活来源，别人分得了粮食，她们没有，别人能种地她们不会也无力，没法子只得靠乞讨生活。
又饿又苦又挨斗的日子里，媳妇终于病倒了，王母小脚无法去干活和出村乞讨，只得忍痛驱使两个孙女去讨饭充饥。可怜两个女孩，一个7岁一个3岁，如在今天还是被父母呵护喂饭的年龄，却要挎着个篮子拿着个破碗到数里远的外村讨饭（附近村子的人都知道她们是地主女儿，根本不予施舍），她们睁着惊恐迷茫的眼睛，可怜巴巴的样子，虽然获得了一些同情，但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的鄙视和憎恨，好不容易讨了一些残羹剩饭，搀扶着回去，弱小的心灵希冀着母亲和奶奶的爱怜和肯定。但到了村口，发现门楼的门关掉了，一伙村民们在门口把守着哄笑着，那些被称之为“人”的东西已经被激发出了全部的兽性，他们一脚踢翻了姐妹们的篮子，残羹剩饭被打翻了一地，很快被饿狗舔了个干净。小姐妹惊恐的缩在一旁，连哭都不敢出声。
在床上发着高烧的王妻看到天色已晚，孩子还不归来，拖起又饿又难受身子，提着一桶旧衣烂衫到了池塘去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她是想不开自尽了，有人说是她发晕栽在了池塘里。至今没法证实。
王妻是个谨小慎微的女人，说话从不大声，与人从来无争，各种活计都任劳任怨，她尤其孝敬婆婆，煮好了饭或有什么吃的，先让给婆婆，婆婆没吃她是绝对不动的。村里人都尊她做媳妇的榜样。她短暂的一生几乎没得一天好日子过，因为婆婆在家里是个优秀强势的人，她尊重婆婆又惧怕她，婆婆一个眼色都会吓到她。家庭一直都是婆婆掌管。平时家境并不富裕，还要供儿子读书，所以生活很是简朴，要自己种菜打柴贴补家用，穿没得好穿，吃没得好吃，又遇到如此大劫，终于没能挺过去。
她在生受了活罪，死后还受着侮辱，竟有丧尽天良的村人阻扰家人捞尸，他们嘲笑呵斥哭泣着捞尸的一老两小孤儿寡母，把王妻的尸体用竹篙捅向池塘中央！
安葬没有棺材，只得拆了一块门板放着。王文采这时还在服刑，家中一老两小，遭这变故的艰难可想而知。王母只得求助左邻右舍帮忙抬出去掩埋，但那时的村头目却厉声对那个苍苍白发的小脚王母叫道：“你不会把她砍成两半，用箩筐挑出去？！”最后还是两个村民看不过，帮着抬了上山，草草埋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被”要求打了一巴掌的人，可见他还有点良心。
可怜这一家老小，完全没有了生活着落，原来王妻在世还能自己种点菜，带着两个小孩去乞讨，她一走王母脚小年岁又大，实在没法活，为了两个小的，王母只得在挨批斗的空隙，去打柴，两个小女孩自己讨点吃的，许多时候都是到山上采摘野果吃，吃得满嘴乌黑，肚子发胀，拉不出大便，王母就给她们一点点抠，常常抠的鲜血淋漓，看到孙女们的痛苦惨叫，王母只会默默的流泪。晚上睡觉也是胆战心惊，因为有一个查夜的，每晚都打着梆子到门口问话，喝问里面有几个人，老少三个必须快速回答，稍微晚了些就要被踢开门揪起挨斗。所以一听到那催命的梆子声，老少三人就吓得缩成一团。
好在还有几个有良心的村民，看到他们实在是可怜，就常常偷偷的给他们送点罗卜芋头红薯之类的杂粮，总算熬到了王文采释放回家。
王文采劳教回家，已是家破人亡，无力养活两个女儿，为了不被饿死，把才8岁的大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开始想送小的，但人家说小的不会做事。这个大女儿一到人家就要打柴做饭放牛洗衣，稍不如意就被打骂。由于长期受虐待，有了轻微智障，好在后来改嫁一个老实农民，经过多灾多难的折磨，生儿育女，还算福气。
不久王母也在穷困中死去，只用一张草席卷了草草埋了。许多年后，她的孙辈们在村人的指点下，才在她们可能下葬的地方为她们立了墓碑。
王文采儿子在读大学，收到家信知道家中不幸的变故，在那恐怖的气氛下，竟不敢回家，只能关起门来偷偷大哭一场，一直到毕业分配去了远方的外省工作，虽然成了“革命干部”技术权威，但阴影如影随形不放过他，57年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以后厄运就一直伴随着他。
王文采的小女儿在磨难中长大，17岁嫁给了一个小个子的农民，幸运的是他们相依为命，日子还算平顺。
王文采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批斗，但终究没挺过文革，各种折磨使他的身体每况日下，终于于76年所谓的“四人帮”倒台后去世，终年才64岁。他至死还戴着那个给他带来残酷厄运的地主帽子。
他的孙子们由于家庭出身受到种种磨难，从小就在歧视和打压中度过，不能读书，不能招工，不能当兵，无缘无故常常被责骂为“地主”或“地主的孝子贤孙”，有道貌岸然者会说上几句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们要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类的话，就很是受到鼓舞，于是天天努力，但却总也没被“教育好”，这种境况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
那时，王文采的儿子已经年过半百，孙子们也大多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没能上大学没能当兵没能去到一个好的单位，但一个个似乎总算被“教育”好了，表现出了优良的品质，成了村里后人们中的佼佼者，他们没有记恨村人对祖辈的不公，而是力尽所能的为村里做了一些实事，受到村人的尊敬。
一个时代过去了，王文采的故事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悲剧故事十分普通的一个，比起那些惨绝人寰的人们，他还算是幸运的。之所以博发这样一个普通了些的故事，是因为它决非虚构，是野山亲自采发的真实故事，是那个时代真相长河里的一朵小碎花。
问题是，像王文采家乡这样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大村落，人们原本善良知礼，在那个年代怎么许多人一夜之间就会从良民变成恶魔？王文采一家土改前年收入（工薪加租金）1920斤大米，3600斤稻谷，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计算，价值还不到一万元，要养活五口之家，如果仅算租谷，价值才五六千元，就凭着这些，他们一家受到了如此劫难，天理何在？
据资料统计，土改时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简称）家庭总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约达百分之十几，这数千万人口被统治者妖魔化，被社会所唾弃，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许多家庭破碎，许多人被残害致死。加上后来接二连三的各种运动何所谓的大饥荒，被害死的人不计其数，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那个时代虽然过去，但祸根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理，被摧残和扭曲变异的人性依然在人们心灵深处，甚至还有人在怀念那个罪恶的时代，至今所谓的“导向”还在美化着那个时代，可以毫不夸张的认为，一有机会，那些被暂时遮掩起来的丑陋人性残渣就会泛起，罪恶的种子就会重新膨胀和发芽。
正因为如此，这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罪恶一页，这种罪恶的范围之广，创痛之烈，影响之深远都是旷古难觅的。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性的根本是什么，这种摧毁人性摧毁人类数千年创造出来的文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如何来防止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只有彻底摧毁已经种下的罪恶种子，揪出那播种的魁首，把他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那丑恶的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人们的心灵得到彻底的反省和脱胎，文明的人性才能逐渐的回归，并光明正大的得到重新的张扬。
（野山注：本文为野山原创纪实，但所用名字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