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新年伊始，胡锦涛的一篇讲话在海外掀起轩然大波。这篇讲话刊登于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是胡锦涛在去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发言中被引用最多的是这段话：“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有媒体做了一些homework，发现刚发表的这段讲话有一大吊诡之处，它与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相关决议、会议公报、宣传部长讲话、《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等，调子不一样。在其他所有权威讲话和文章中，都没有出现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字眼。相反，全会《决定》提到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监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甚至提到“鼓励文化单位同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那么这个“国际敌对势力”的字眼，从何而来？
自由撰稿人、记者大卫.科恩在《外交家》1月5日发文认为，胡的讲话应是供中共党员内部阅读的，而不是面向大众的。文章基本上是中共领导人的纲领性口号，用途是引导基层党员的政策实验。但是为何这个内部密件现在会公开发表呢？
胡锦涛的“国际敌对势力”的说法语言生硬，思维过时，逻辑陈旧。不少网友因此而质疑，这些过时的政治口号，如“长期渗透”、“西化、分化”、“警钟长鸣”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还能唬住民众吗？其实，胡锦涛和他的智囊早就知道，中共过去那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在民众中早就失去了吸引力，胡锦涛智囊曾经煞费苦心地给中共意识形态穿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新衣。可是为何这一次又以粗糙草率生硬的原始面目出台？
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何胡锦涛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以文化改革为由，重新强化反西化的策略？在我看来，理由有以下几个：首先跟维稳有关。刚过去的一年，国内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胡锦涛的稳定压到一切的执政思维和天价维稳的体制仍然不能免于社会动荡，而中共唯恐失去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控制，于是大张旗鼓地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维稳攻坚战，便成了胡锦涛大维稳体制的最后一块阵地。
此外，把中国目前的乱像归咎于西方分化渗透的结果，以减弱中共党内和社会上要求追究执政责任的声音。乌坎事件明明是因为村民和政府因土地问题而导致的维权事件，却被官媒刻意歪曲成“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迅速升级为敏感事件”、“有境外势力对今次事件推波助澜”。陈光诚一案也被当局套上了西方介入的帽子。把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归咎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已经成为胡锦涛当局处理社会动乱的惯用模式。
还有，不管“国际敌对势力”一说有多么荒诞，甚至无用，胡锦涛讲话想要传递的信号，却是明确的强硬的。它就是要警告社会上的异议人士和党内赞同普世价值的人，和那些对党中央指手画脚、声称要告别不争论时代的一些前朝元老的后代们，切莫让自己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中国的马前卒。
再有，胡锦涛对意识形态里的争夺战，其实从未掉以轻心过。根据高瑜的文章，2004年9月，胡锦涛正式登基不久就作了一个“管好意识形态”的就职讲话。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体。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虽说胡锦涛保卫中共意识形态的意志相当坚定，但他在随后的执政期间，却没有轻易公开与“国际敌对势力”宣战。
胡锦涛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重新祭出反西化的法宝，这至少显示，胡不得不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执政局面。为了对付这种局面，“国际敌对势力”一说，即使语言再生硬，思维再过时，逻辑再陈旧，作用再有限，即使只是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也要仓促捡起，临时应战。只是这根稻草还能维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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