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军事攻台预案”与统一后对台湾的处置
一、“军事斗争准备”
——微笑后面的铁血阴谋
创立一个只服从真理的世界，是古往今来诸多圣徒与智者的理想。可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命运往往仍然由强悍的力量主宰。中共暴政是物质力量的崇拜者；它相信物质力量是强权存在的第一支点，所以，即使在上个世纪饿死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经济大灾难过程中，中共依旧花费巨资，获得核武器的能力；所以，为了让朝鲜这样一个穷如乞丐的小国产生震撼美日神经的力量，从而具有在国际关系角逐中被利用的价值，中共才暗中全力支持朝鲜的核武和导弹项目。
“军事斗争”是中共的一个专用政治名词，是为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江泽民主政十余年间，虽然对台统战从未止息，不过，通过“军事斗争“解决台湾问题，一直作为中共的政治兴奋点而存在。江泽民之所以对“军事斗争”感兴趣，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获得军人的效忠。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便为军官获得“军功和荣耀”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从而也就把军官的利益同效忠于江泽民联系在一起。江泽民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则在于，通过发动台海战争，实行紧急状态，从而找到推迟向胡锦涛全面交权的合理理由。但由于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中，明确指定在胡锦涛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并要求“江泽民不要争功”，同时，也由于中共“老干部”对江泽民浮华轻佻的个人风格极度反感，不断催促其向胡锦涛交权，江泽民最终没有敢踏入战争的门坎。
胡锦涛全面执政后，中共对台湾的战略迅速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军事斗争”准备为主，转为全方位推进统战工作。促使胡锦涛推动这种转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共党内斗争的态势和胡锦涛的个人野心。当然，国民党权贵彻底而全面的亲共、媚共、投共政策，也为上述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江泽民时代中共的“大内总管”曾庆红随江泽民黯然退出权力之巅时，这个痴迷于搞政治阴谋的人，还是向胡锦涛射出一只暗箭——为胡锦涛及其“共青团派”势力，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竞争者，即习近平。在习近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太子党”心目中，胡锦涛的“共青团派”只不过是一群既不懂经济又不懂军事、专靠阿谀逢迎得到升迁的佞臣，根本没有资格执掌中共最高权力，而只有“太子党”才配继承中共的最高权力。鉴于“太子党”在中共军队中的势力远比在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雄厚，经曾庆红暗中协调，“太子党”形成一个共识：抓住台海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加强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并以军功为基础，通过党内斗争，必要时采取解决“四人帮”的模式，从胡锦涛及其团派手中夺回政治主导权。
在二○○七年春节期间“太子党”的一次私下聚会中，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酒后对在场的十余位将军狂言：“古有明训，太监主政，必会祸国殃民。胡锦涛和他的阿猫阿狗团派，像不像一群太监？全他妈连胡子都没有！”薄熙来之语虽属酒话，却也说出了“太子党”的真实心声。胡锦涛对此洞若观火。于是，他接受了亲信令计划的意见，以中共总书记之权威，确定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如此一来，对于“太子党”利用台海战争收回本属于他们父兄的最高权力的图谋，无异于釜底抽薪。同时，胡锦涛也有能力主导统战台湾的政治进程，而不必像用战争方式那样，实质上由军方主导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这样，也就为胡锦涛满足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创造了基本条件。
不过，胡锦涛却不会像马英九那样说出什么“不武”的蠢话；他仍然是武力崇拜者。在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对此说得很明白：“我们根据客观形势确定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要取消军事斗争的准备。恰恰相反，越是想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越是要作好军事斗争准备。我们能够用统战方式达到战略目的，主要依赖于我们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充分的军事斗争的准备作后盾，和平统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全党全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战略。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要以无坚不摧的战力为基础。”
胡锦涛一方面运用诸如“不战而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最小的民族牺牲和经济政治代价实现统一”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压制军内主战派的声音，同时，他又通过扩充军费等措施，安抚收买军队——公开宣布的中共军费已达世界第二，而根据中共不透明的政治运作体制，其现在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的经费，至少比公开宣布的军费多一点五倍。
在确定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胡锦涛又指令军方制定《军事斗争准备预案》。胡锦涛这样作并不仅仅基于平息主战派的反对意见的需要，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政治阴谋。这个《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已经被列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附件。
该《军事斗争准备预案》中声称：“全军各参战单位决心作好万无一失的充分准备，实践『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誓言。… … 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以强大战力，克敌制胜，一举解放台湾。”
该《预案》确定，中共军队对台湾作战的基本战略是速决战，即动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全部作战能力，用猛虎搏兔之势，在七至十天之内，完成对台湾军事目标的毁灭性打击，并采用机降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对台湾各战略目标的占领。
该《预案》还以《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为根据，在遵循以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之下，具体提出几种需要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情况。现将这几种情况分列如下：
“第一，二○一二年如果国民党败选，则应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至新当选的伪总统就职之前的时间段内，发起进攻。这个时间段内，台湾的权力移交没有完成，有利于我军的突袭；另外国民党政府此时还掌握着行政权力资源。在败选的情况下，国民党愿意 把权力交给我们，而不是交给民进党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国民党利用手中的权力配合我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极大。
“第二，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如果背信弃义，拒绝按照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规定的方针，签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央政府，废止中华民国的宪法、国号、国旗的和平统一协议——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说明国民党自己关上了和平统一的大门；通过军事斗争来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第三，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之后，在同我们党签订和平统一协议的过程中，如果民进党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造成社会混乱，威胁到协议的签订，这就说明台湾岛内出现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事变。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根据《反国家分裂法》迅即出动，一举占领台湾，平息动乱。如果能争取到由国民党出面请求中央政府派军维持秩序，政治效果会更好。”
从该《预案》对中共出兵台湾的几种预设情况的表述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共享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很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骗局；中共温情脉脉的对台统战的桃红色面纱后面，是铁血强权的狰狞面目。该《预案》特别指出，“用统战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当然可以避免战争给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可能造成的破坏，以及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也有利于争取美、日等国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于我国领导人已经表达过台湾和平回归后，我们不在台湾驻军。所以，只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至少短期内不便于向台湾派出军队，建立军事设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台湾对中国在国际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就会受到重大局限，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作用也会大大减少。同时，没有派兵权也不利于我们对台湾社会政治局势的控制。”
该《预案》在权衡用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利弊得失之余，提出建议，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和平方式与大规模、小烈度的作战模式相结合的策略原则，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策略指导。《预案》中对上述策略原则作出了具体说明：“… … 第一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统战工作，形成和平统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为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条件，并要确保国民党与我们党在统一的基本立场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步，二○一二年台湾大选之后，以台湾出现造成社会动荡或者国家分裂的事变为理由，迅即对台湾实施大规模军事占领。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我军的军事行动原则上不会受到有力的军事抵抗；如果能作到国民党出面请求我们出兵平息事变，则是一种最有利的态势。… … 据专家判断，二○一二年台湾大选出现国民党继续当选的情况，民进党极可能发动街头抗议活动，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所以，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的理由很可能自动出现；当然如果不能自动出现，也可以全面动员我在台湾的地下力量，采取恰当的、有效的举措，促使出现足以证明我对台湾实施大规模军事占领合理性的事变发生。”
该《预案》最后对所谓“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的策略原则的综合性效应，作出如下总结：“既可以避免战争可能造成的经济、社会破坏，有效减少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阻力，又能通过我军的实际占领，充分发挥台湾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战略价值，也有利于威慑台湾的敌对势力，确保台湾的社会政治稳定。”
现在不清楚之处在于，上述“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的策略原则，是军中主战派自主提出的，还是在胡锦涛授意下提出的。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分析，无论情况如何，中共最终采用这个策略原则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二○一二年胡锦涛应当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交出权力。他继续保持权力的唯一机会，便是展开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然后以此为理由，推迟中共第十八次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同时，这样做胡锦涛也不会丧失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因为，主要问题都是通过他直接主持的统战工作加以解决的，军事行动不过是最后一刻的“锦上添花”。
当然，最终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还要由当时中共党内斗争形势的的具体状况来决定。对于台湾而言，则已经到了必须准备直接面对中共的铁血阴谋的时刻。可悲的是，人们没有发现一个台湾政治人物或者知识分子，真正理解局面的严重性和中共阴谋的凶险性。
二、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有两个附件。一个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军事斗争准备预案》，另一个就叫作《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在令计划统筹下，从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总参二部、宗教事务管理局等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完成第二个预案的起草。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就《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作出说明时，谈到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他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港澳和台湾问题提出的伟大设想。但是我们要清楚，『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策略方法，是为我们统一大业服务的，而不能被敌对势力利用。邓小平同志去世之之前，针对有人利用香港反共，曾明确指出，如果香港变成某些人进行反共活动的基地，那就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本意，就不能允许。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是我们起草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令计划的这番话如果去除虚伪的修饰，其中心意思便在于，所谓“一国两制”只不过是统战的策略，至于统一的目的达到之后，如何理解和实行“一国两制”，则完全取决中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在《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中，对中共以“一国两制”之名控制台湾后要达到的基本政治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中共的基本政治要求被概括为“一个有利于，两个坚决防止和三个务必做到”，即“台湾的统一要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防止敌对势力把台湾当做反共基地，坚决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台湾引发大陆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动乱；务必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占领台湾的舆论和教育阵地，务必做到由我们党培养的政治力量主导台湾的政治趋势，务必做到通过台湾的选举制度，实现我们党和中央政府对台湾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实际控制。”
令计划要求中共高层官员认识到，如果没有实现“一个有利于，两个坚决防止和三个务必做到”的基本政治要求，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就是不成功的。令计划实际已经讲明，“一国两制”对于台湾只是一个骗局，中共企图在台湾实现的基本政治要求才构成“一国两制”的实质。当然，所谓“一国两制”对中国大陆人也是极度的蔑视与侮辱，它意味着在中共的视野中，中国人只配在极权专制下生存，永远作中共的政治奴隶。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要求中共官员始终牢记中共统一台湾的基本政治要求，始终对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保持高度的警觉。该预案还列出台湾社会中阻碍中共实现基本政治需求的力量，具体包括：第一，以民进党和台联党为主要组织依托的台独势力；第二，暗中追求台湾与日本统一的“皇民”势力；第三，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第四，宗教界的敌对势力，特别是天主教势力；第五，国民党中残存的一部分极端反共势力。
针对上述五种势力，《政治法律处置预案》规定了相应的处置办法。该《预案》要求，“对台独势力和『皇民』势力必须旗帜鲜明地用法律给予严厉惩处。 … … 要以《反分裂法》为依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要制定针对台湾实际情况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条款，为彻底杜绝台独的理论思想宣传夯实法律基础。… … 通过司法程序，宣布台联党是触犯『反分裂法』的犯罪组织，予以取缔。这样作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气焰，起到普遍的震慑作用。对于民进党要以违背『反分裂法』为理由，责令其限期取消台独党纲，逾期不取消，则宣布其为非法组织；如果民进党在强大的政治法律压力下同意取消台独党纲，也就自动取消了它存在的政治基础，它的分崩离析、自我消亡将指日可待。”
令计划对该《预案》的这一部分内容作说明时指出，用坚决的法律措施摧毁台独势力，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但他认为这是彻底清除台湾政治社会动乱之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说：“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何况我们面对台独势力，政治上没有任何退路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坚决果断地加以处置。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暂时的社会动乱，但只有坚决平息动乱，换来的社会稳定才是可靠的，才有生命力。这是我们党成功处置六.四风波的基本经验之一。如果实施『以统战工作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策略，在二○一二年寻找或者创造相应的政治机会，在最后一刻对台进行军事占领，我们就可以运用军事法庭审判的方式，迅速、彻底地对台独势力的所有代表人物加以清理，一次性解决问题。”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强调天主教势力的“危险性”，指出“天主教长老会”是台独势力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务必要运用政治和法律的处置方法，予以取缔；还要注意严格防止其它的天主教教会，通过统一之后两岸必然更加频繁的交往，把梵蒂冈的天主教势力输入大陆，破坏中共官方的所谓“三自”教会在信众中的权威和精神控制力。
该《预案》把“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列为中共在台湾实现其政治要求的一种阻力，并断言，“极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绝大部分都有台独的强烈倾向，所以，对其中一部分最极端的分子可以在处置台独势力过程中一并处置之；对于其余的人，要运用经济压力、学术限制，必要时运用特殊社会力量，迫使其放弃与我们党敌对的思想观念；对于坚持不改者，则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之在台湾社会彻底边缘化。”在此，愿提醒读者注意，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特殊社会力量”，在中共的政治字典里是指黑社会势力或者秘密政治警察。
《政治法律处置预案》声称，“要实现我们党在台湾的基本政治要求，最终通过我们党培育的政治力量控制台湾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权，治本的措施还是要彻底改变台湾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意识的生态环境。”为此，该预案提出，统一之后，要在台湾实施下列六项具体的社会控制方案：
其一，中共官方控制的大陆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要尽快登陆台湾，实现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主导台湾舆论的能力；其二，中共官办的基督教“三自”教会以及官办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组织，要尽快登陆台湾，开设分支机构，对台湾当地各个宗教团体实现组织和宗教精神两个层次上的控制；其三，中共官办的大陆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医科大学等，要尽快在台湾开设分校，运用经济的和学术的方法，吸引台湾一流学者入校任教，吸引台湾优秀的学生入校学习，逐步形成由这些学校主导台湾大学教育的态势；其四，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在处理经济、文化、宗教等日常事务的同时，深化对台湾社会的了解，加强同台湾社会个阶层的联系，及时向中央反应台湾的政情、社情；其五，公安和国安要分别在台湾建立自己的秘密力量系统，香港的经验表明，在中共原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基础比较薄弱的社会里，形成立体性地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层的秘密力量系统，对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六，大陆作为“政治花瓶”存在的所谓“参政党”，也要尽快在台湾建立分支机构，分工负责，在各自的社会领域中积极发展组织成员，逐步扩大影响，从思想、组织、社会影响各个角度，全面削弱台湾原来的政党和其它社会组织，促进早日形成中共培育的台湾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
该《预案》特别指出，“台湾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以国共两党签订政治统一的协议为标志。只有通过上述六项社会控制方案的实施，达到对台湾社会全面政治控制的目标以后，才意味着台湾问题的根本解决。统一也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通过统一，消除台湾的资产阶级虚假的民主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中共《统一后对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介绍至此，任何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会看清一个客观的结果，即一旦失去中华民国的主权保障，台湾就只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中共予取予求的地位。
三、台湾社会民主党执政
——中共对国民党的最后羞辱
当今世界上，最不应该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力量便是国民党。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并非由于国民党与中共在近一个世纪中的血海深仇，也不是因为中共建政后屠杀了已处于平民地位的约二百余万国民党人，至今属于大屠杀受难者的正义还没有得到申张，而是基于一个最具现实政治性的理由，即国民党此次大投共最终将得到的，不是政治利益或者历史荣耀，却是刻写在国民党政治生命之墓碑上的奇耻大辱。
然而，世界就是如此荒谬，最不该发生的事竟发生了。从连战到马英九，这两代政客正通过亲共、媚共、投共的政治表演，把国民党的百年命运，引向耻辱的终点——这并不是政治预测，而是中共正在实施的对台政治战略之剑锋的最终指向。
中共内部曾经有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的名称提出不同意见，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叫作《统一台湾的政治战略》。针对这种质疑，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有一段话，专门作出说明。他说：“有同志问为什么不称之为《统一台湾的政治战略》？因为，统一并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的政治目标，而只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形式。那么我们解决台湾问题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至少要达到三个基本的政治目标。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用台湾实现所谓民主为例，论证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那一套政治制度。我们党内也有极个别头脑不清醒的人，跟着摇旗吶喊。统一台湾，就是要从实践上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为例证，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彻底清除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威胁。这应该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实现的首要政治目标。其次，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我们党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击碎美日企图利用第一岛链束缚我们向太平洋和南半球发展的战略设想，而且会为我们控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进而控制东盟提供战略机遇。我想顺便强调一点，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责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对外我们暂时不去讲，但在我们党内部，所有的同志对这一点都要有明确的认识。也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算真正达到了共产党员『讲政治』的根本要求。下面，我要重点讲一下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达到的第三个基本政治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关系作出历史性的结论。对这个必须达到的基本政治要求有正确、深刻的理解，是我们处理好现阶段同国民党的关系，作好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内涵，胡锦涛的说明很全面。但由于他的讲话中充满中共党文化的概念术语，台湾一般读者不容易清楚地理解，所以，我把他的原意用更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如下。
胡锦涛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百年关系的历史结论，将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胜利，国民党的全面的政治失败。从此之后，国民党或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遗迹；或者作为中共的政治附属物存在。如果最后没有作出这个历史结论，即使统一了，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不算取得成功。
胡锦涛指出，对中共和国民党之所以必须作出上述历史性结论，是被国民党杀死的无数中共党员的要求，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的遗愿，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他断言，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历史性结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瞑目，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不会瞑目。”
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在向国民党作统战工作的时候，时刻牢记统战是为了得出中共全面胜利和国民党全面失败的历史性结论；对这个历史性结论“不可须臾忘记”，否则很可能会在和国民党的宴会、祝酒、拥抱中迷失政治方向，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
胡锦涛还要求中共党员在同国民党交往过程中提高警觉性，不要被大陆的敌对势力和国民党中的某些人利用。胡锦涛讲，国民党中还有少部分人幻想将来继续和中共平起平坐，更有极少数头脑不清醒的国民党政客文人希望，获得再一次在大陆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机会，甚至企图统一后同中共以平等的政治地位，来竞选全中国的执政权；大陆内部敌对势力对国民党的政治幻想也没有完全破灭，有人借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的机会组织所谓“泛蓝联盟”，妄想以此为契机，公开组建政治反对派。
胡锦涛不给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间地明确指示，要彻底消除某些国民党人的幻想，这次同国民党的互动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只能以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政治胜利为历史结论；对于“泛蓝联盟”和国民党在大陆残存的社会基础，要以运用国安部的秘密力量为主，以公开的司法审判为辅的方式，坚决果断地予以打击。
胡锦涛还提到，国民党中另有人想利用与中共的交往，取得对民进党的全面政治优势，在台湾形成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从而长期保持不统不独，偏安一隅，重建国民党对台湾权力的实质性垄断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强硬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中共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国民党某些人试图长期不统不独，“偏安海岛的想法，根本违背两岸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情况”；中共对民进党的斗争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不是要给国民党火中取栗，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某些人利用，中共在与国民党密切交往过程中，也不要关死和民进党交往的大门，与民进党进行适度交往，恰恰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的主导力量，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依照中共的政治战略规定的时间表，完成两岸统一，并最终实现中共所追求的历史性结论。
从胡锦涛的讲话中人们不难发觉，老谋深算、诡诈多端、凶狠坚定的中共政客，与轻薄无知、目光如豆、充满孩子气的幻想的国民党政客相比，具有政治权谋上的极大优势。可叹，百年国民党正遵循胡锦涛为其规定的命运逻辑，走向最后的耻辱。耻辱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述如下：国民党依照中共的政治意志，把台湾的自由出卖给极权专制的历史悲剧之后，中共很快便会结束与国民党的政治蜜月，使国民党变成政治弃妇，并开始由中共培育的台湾社会民主党主导、垄断台湾政治权力的过程。国民党在中共对其的最后羞辱中，或是魂消魄散，灰飞烟灭，成百年一梦，或是忍辱偷生，作中共，甚至中共代理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婢女。
关于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中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及其附件中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划。根据中共的规划，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要遵循先秘密，后公开的原则进行；台湾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是二百万台商，以及受台商影响的社会各阶层，其骨干力量是中共长期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培植的秘密力量；台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要从社会各界有重要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士中遴选，中共相关部门已列出近百人的候选名单，并将对名单上的人开始进行秘密动员和说服的统战工作，其中台湾政界的人士如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新民党秘书长泰金生、新民党主席郁慕明、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等，都榜上有名。
根据中共的规划，台湾社会民主党定于二○一二年春台湾大选之后，至新当选的“总统”接掌权力之间公开注册，宣布成立。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总的任务是，担负起彻底改变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责任，形成社会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众星捧月的局面，代表中共掌握台湾的权力系统，主导台湾的政治趋势。
同时，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中共还对台湾社会民主党的具体任务作出下列规划：第一，如果二○一二年国民党胜选，出现民进党开展街头抗议的局面，社会民主党则应当激化冲突，形成社会动乱的局面，然后，发表声明，以台湾人的名义，请求中共派兵登陆台湾，平息动乱；第二，如果民进党胜选，社会民主党则应当联合国民党，发起大规模群众街头运动，越激烈越好，尽量造成流血事件，然后，单独或者联合国民党共同发表声明，用台湾已经处于分裂和社会大动乱之中为理由，请求中共派兵登陆台湾，稳定事态，消除危机；第三，如果国民党胜选，而民进党由于中共统战工作的瓦解，已经无力发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街头抗议，则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台湾岛内对国民党施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舆论的全面压力，促使国民党在二○一二年十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和中共签订废止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宪法，以中共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和平统一的政治协议。
中共的规划着重指出，组建台湾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目的，就是结束国民党和民进党主导台湾政治的历史，形成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的态势，从而为中共利用台湾的民主选举制度，永远掌握权力夯实政治基础；同时还规定，无论情况出现怎样的变化，社会民主党至迟要在二○一六年的选举中获胜，并取得政权，而且只能提前，不能拖后。
胡锦涛在其讲话中也说道：“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时间决不能改变，一个是二○一二年实现政治统一，一个是不迟于二○一六年，台湾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执政党。有的同志只重视第一个时间，不重视第二个时间，这是片面的。第一个时间是我们完成统一大业的象征，当然意义重大。同时也要看到，第二个时间的意义也同样重大，甚至更重大。社会民主党执掌台湾的政权说明，我们党同国民党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以我们党获得全胜为最终结果；国民党从此之后就会淡出中国政治舞台。”
中共关于社会民主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规划，显示出中共具有把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自信。对于国民党，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侮辱。但这还是一种比较“温柔”的侮辱方式。事实上，中共主战派曾提出一种更加生猛的方案，即中共在台湾培育的政治力量公开之后，不应当叫作社会民主党，而应该称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直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掌握台湾政权，明确表达对国民党的历史性羞辱。
中共主战派还认为，中共曾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袖群体划为战争罪犯，公开通缉；对于战争罪，法律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现在战争罪犯个人虽然都已死去，但国民党作为发动中国内战的“犯罪组织”，还必须要受到审判；通过对国民党的历史罪行审判，才能可靠的树立中共的历史地位。
中共主战派的上述意见被认为缺乏策略性和过分冒进，没有写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不过，中共政治局仍然把其视为“保留意见”。在中共的政治术语的词典中，所谓“保留意见”是指，这种意见虽然暂时没有得到确认，并付诸实施，但将来仍然有得到确认并付诸实施的可能。换言之，中共在以统一的名义，把专制铁链套在台湾的脖颈上之后，最终是否会允许国民党得到政治上的安乐死的结局，仍在未定之数；受到中共的专制之法的审判，仍然是国民党可能不得不承受的羞辱。
四、简要结论
斯大林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造就的典型的独裁人格。斯大林曾说，看到政治敌人跪在地上求饶，是最大的快乐。中共暴政的独裁者具有和斯大林同一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源流，因此，上述曾经主宰过斯大林的心理状态的愿望，很可能也会主宰中共独裁者的心理——通过对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肆意凌辱，体验“至上”的欢乐。
有鉴于此，我判断，根据独裁者和专制政治的人格逻辑，中共的全部统战活动最终可能演化为掩护军事占领的骗局。统战骗局既有麻痹台湾人的政治警觉性，瓦解台湾人的政治意志的效应，又有利于促使美、日以“两岸自愿和平统一”为托词，放弃它们对台湾的关注和承诺，从而换取中共在“国家核心利益” 问题上对它们的让步。但是，当统战台湾的活动取得基本成功之际，很可能出现图穷匕见的局面——中共极有可能在所谓“和平统一”马英九政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制造对台用兵的借口，突如其来出动大军，在国际社会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占领台湾。因为，军事占领最有利于中共对台湾任意作政治处置，而这正可以实现独裁者心目中的最大快乐。更何况进入军事行动状态，又能为胡锦涛二○一二年之后继续执掌最高权力，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人世间所有的欺骗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骗子的狡猾，而且也基于被骗者的愚昧。现在，中共正用其统战活动欺骗世界和台湾，涂满和平脂粉的骗局深处隐藏着刀光剑影，隐藏着中共极权暴政对台湾自由的仇恨，隐藏着试图通过摧残台湾自由获得政治快感的黑色激情，当然，也隐藏着最终践踏国民党尊严的强烈愿望。世界和台湾是否会被欺骗仍然是个问题，但是，国民党已经如醉如痴地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并在竭尽全力说服世界和台湾也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