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三十年，而中国在世界贫富差距榜单上位居前列。
金融资本主义下镀金时代的资产泡沫加大了贫富差距。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创下30多年来最高纪录。所有OECD成员国，最富有人口(总人口的10%)平均收入已达到最低收入(总人口的10%)的9倍。就是以平均主义享誉的国家如德国、挪威和瑞典的居民收入差距都拉大到了6倍。。
中国贫富差距则是货币泡沫与权贵资本的叠加作用的结果。一项由科学出版社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55倍，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与此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
消除贫富差距成为摆在眼前的迫切课题。要消除贫富差距有三种办法：一是通过公平的税收转移建立福利社会；另一个办法则是通过公平的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人口；最糟糕的则是通过不公平的市场拉大贫富差距增加贫困人口，同时通过高税赋克扣企业与个人，建立高福利的低效社会。
中国不应进入高福利陷阱。从国际教训而言，欧债危机高福利政策功不可没。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前三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高达70%，高福利导致南欧等国经济效率日益低下，为了维持高福利不得不举债生存，一旦债务泡沫崩溃，高福利社会也就难以维继。
中国难以实现高福利政策。一旦实行高福利政策，贵州等省的贫困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9月，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上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
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新贫困线标准提高到1196元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计算，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而中国真实的低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几乎占了中国人口的1/3。在此基础上实行全民社会保障都不利，奢谈什么高福利。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结果平等，大家财富一致，而是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创富机会，公平的市场经济将减少贫困人口，而权贵市场经济必然增加贫富差距。最典型的案例来自于拉丁美洲，虽然当地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恶果是，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成为平衡的发达国家。
中国很难说是公平的市场经济。以证券市场而论，成为造富机器。2011年度第一财经日报《财商》A股千富榜显示，2008年以来是A股市场富豪井喷期，1000名上榜富豪中，173名来自2001年前上市的企业，74名来自2002年~2005年上市的企业，87名来自2006年~2007年上市的企业，其余666名来自2008年以来上市的企业，占比66.6%。如果上市企业高管造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倒也算了，关键是很多上市公司在毁灭社会财富，成为富翁的同时造就更多的穷人，就在A股市场大造富的2008年之后三年，我国证券市场的普通投资者绝大多数处于亏本状态。
我们喜欢以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说事。但不能忽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发展经济、提振内需、解散财阀，如果没有打散权贵市场的铁腕，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难以成功。
中国必须提振内需，必须消除贫富差距，前提是控制货币发放，让实体业者过上安心而体面的生活，并且打倒财阀，使所有的公民得到公平的创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