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发布的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目前中国33%的千万富豪拥有海外资产，投资海外主要有两个目的：子女教育和移民。而移民的目的，很多也是为子女的教育，所以这两个目的，有时候可并做一个目的：换个环境，给子女更好的教育机会。
在这场用脚投票、孟母三迁的大戏中，通常为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自己，也是子女教育环境的组成部分。倘若家长自己不行，即便用钱铺路，移民到了美国，会发现依然无法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美国人也在反思，作为家长，自己到底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2011月19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How about better parents?)称，当我们讨论教育问题时，大家经常辩论如何改变学校教育方式，提高教师绩效，讨论的一个盲点是父母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确实，美国关于教育的讨论，有很多是围绕着学校的话题在做文章，比如那种公立私办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能否起到典范作用，要不要向绩效低下的学校学生提供抵用券（vouchers)，让其去上私立学校，教师工会是否过于保护教师权利，以致不能优胜劣汰，等等。 弗里德曼没有否定改进学校教育的必要，但他引述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学生一年级时，如果家长每天与孩子一起读书，孩子在PISA测试中，成绩要明显胜于很少有父母“陪读”的孩子。他认为“改进父母”是化解美国教育问题的好办法。
弗里德曼提出的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它印证而非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其实连奥巴马都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家长应该多多参与子女的教育。但是，由于目前又是总统大选前期，在教育领域，关于政策侧面的讨论更多，似乎与普通人无关，而这种家长需要更加负责的说法，则把教育重又变做“教育兴亡 匹夫有责”的话题。
美国人通常认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家长更为负责。关于“虎妈”（耶鲁华裔教授蔡美儿）、“狼爸”（香港人萧百佑，将三个子女“打”进了北大）的相关介绍，更是让他们误以为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很多。弗里德曼文后有一位读者指出，你什么时候听到亚洲家长抱怨孩子作业多的？不过这个说法千万不能断章取义。以中国家庭为例，在美国，孩子作业本来就少，家长们将其和自己当年在国内上学的作业相比，当然嫌少不嫌多。但是我去国内的时候，很多家长抱怨小孩作业负担太重。 这种多乎哉不多也的讨论，除了证明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正确，并无多大借鉴作用。
事实上，以我的观察，中国对子女的教育参与，从广度上深度上，都不如美国家长。中国家长在金钱上舍得投入，总觉得花了钱 才对得起孩子。但是在时间上则很吝啬，很少投入，甚至不闻不问。比如阅读，有多少中国家长周末会带着孩子跑图书馆，一包一包往家里借书的？有多少中国家长给孩子晚上念书，念到他们入睡的？在美国，这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父母亲带着孩子参与各种课外活动，父母亲在学校的“命令”之下，和孩子一起做作业的情况，比比皆是。今日我们女儿还要我们帮她去做一个采访年长者的作业。我在《知识不是力量》一书中，介绍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希望能对国内的家长有所启发。
不容否认，美国有很多家庭父母双方中有一方（通常是母亲），会在孩子年幼的时候辞掉工作带孩子，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在家上学”群落，家长不上班，学校与家庭合二为一，自己在家教孩子。在国内，绝大部分家庭是双职工家庭。与美国母亲生完孩子辞掉工作带孩子的情形相反，国内有些父母亲在产假之后，便“辞掉孩子带工作”，匆匆回去上班。带孩子的不是父母，而是祖辈或是保姆。是这些人在被迫越位，担负着本应由父母担负的职责。爷爷奶奶和保姆是什么水平，孩子将来就受制于这个水平。有时候大家认为这是经济条件有限，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大家宁可去挣钱，好花钱给孩子请保姆请家教，给他们的未来攒钱。他们忘了自己本可“抄近路”，直接给孩子花时间，帮他们学习，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很多家长业余时间在打麻将，吃吃喝喝，四处应酬，却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看看书。而更为让人担心的现象，是大量留守儿童在农村，由老人抚养，父母完全缺位，这些儿童的未来，不由让人担忧不已。
我相信未来的拼爹，会包括这种教育上的“拼爹”。不肯给孩子花时间却肯给孩子花钱的爹妈，或许只是解决自己不能陪伴孩子的内疚，未必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给他们。父母是孩子最初的学校，父母的水平将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这种水平，未必是文化水平，也应该是我们对于孩子习惯上的培养，性格上的磨砺，做人上的教导，这一切，都无法推卸给祖父母，也无法外包给保姆和家教的。
对于我们父母来说，一个坏消息是，没有人天生懂得怎么做父母。一个好消息是，人总可以通过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终身长进，甚至和孩子一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热衷于移民，还不如热衷于持续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