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在经历过60多年的历史教育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规训之后，中国人的道德高调于是永远是针对别人的。道德的自我审思、道德主体的自我反思过程被完全抹掉，留下的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指责与批判的手段，当做打倒对手的工具。于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其三，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历史？摆脱掉历史教科书这一套之后我们要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然，理解历史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马尔库塞说，“历史是一种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必然王国”，但我要强调的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历史、是历史感的核心概念。历史是一个偶然王国，这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发生都有可能出人意料。我们说在自然领域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必然”状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在人为的社会里面，“偶然性”却无时无处不在。历史学就是要面对这种偶然性，理解这种偶然性、认识这种偶然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的历史观中重建那种原生态的“历史复杂性”。
首先，历史乃是人类主体性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它并非所谓的自然进程。我们说历史是人的历史，并非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乃是指具有自由意志与行动能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他具有突破自然界或环境这种局限性制约、所谓“必然王国”约束的冲动与能力，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否则，所谓“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命题便没有着落。
其次，历史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状态。历史教科书式的单线叙事展现的只有一种历史进程，所以造成一种必然性的幻觉。但历史过程本身是多种可能性展开的过程，复线的多歧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人类其实都面临可供选择的空间。不同的力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选择方式与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的，而每种选择其实都是为人类自身开拓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发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智慧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某种潜在的选择路径。人不是生活在独木桥上，而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中存在，人始终在超越自身，也正是这种超越，构成人类自身的历史。如果历史只是重复自身，那才真的只能叫做“唯物”史了。
也许作为每个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有目的的、理性的，但作为整体的历史，却是无目的与超理性的。因此，要认识这种整体的历史，就存在着某种困境——把历史拟人化，仿佛历史具有独立意志与行为能力一样。流行语“历史选择”之类的谰言其实就是这种拟人化的谬误。
理解历史的问题，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认识活动本身是介入历史的。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互动关系。我们的认识过程，必将改变历史面貌。这样，历史理解就成了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而不是人类认识客体的那种纯知识过程。认识历史因此就与自我认识无法分离。而这种主体性的介入状态，使得历史认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非客观进程。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历史，作为整体的历史，因此就是不可知的。不仅无法为单个个体所掌握，且无法为人类整体所把握。从认识论角度看，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全体是不可理喻的”。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提供了某种整体的历史，一种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是连遥远的未来都被纳入叙述之中，这样的“人类整体”史，除了上帝，又有谁能够写出呢？也许确实有某个“上帝”存在吧，马克思就是一个。
雅斯贝斯说“整体无法理喻”，而另一个德国人歌德却说过“个体是无法理喻”。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成立。就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要“完全理喻”同样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是无法化约、不可除尽的，其中不仅有偶然性的无穷存在，也有人类精力的有限与认识层面的无穷。
这些说法有些抽象，举个例子，比如我手里的这个水杯，你能穷尽它所有的事实吗？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认识它，分析它的物理性质，分析它的化学性质，用X光扫描，可以用CT扫描……但是人类的认识手段总是有限的，当一种新的认识手段出现时，就会有新的认识角度，有新的发现，有新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掘。再加上人类认识的目的各不相同，你所关注的层面同样是一个无法穷尽的因素，这些，也就注定了历史总是需要重新写过，总是与当下的、与主体的需求发生牵连的历史。这也注定，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写作，历史的开放性，历史向未来的开放性，本身就必然拒绝任何意义的封闭，拒绝官定的历史与教科书式的历史。
这是从认识论角度谈历史的理解问题。另一个层面是从人的主体性，从人的历史感角度谈历史的理解。可以说，历史认识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历史感，落实到人在历史中的处境。人的处境之复杂性，人的命运感。
人的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人在历史当中自我认识的复杂性是一致的。
因为这种复杂性，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命运感，使命感与宿命感。历史人物，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但如果他觉到自己的使命，他不会放弃，而是选择突破，选择对命运的抗争。也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价值。
雅斯贝斯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由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感所激励，努力到达这样的认识：只有尽力去为不可为之事，才能达到可能性。惟有经验过充分实现之不可能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人”。
主体性的创造与追求，就是对这种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与突破，既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人类处境的无奈与悲剧，而有所不为；但又不放弃自身的努力，凭意志之冲动拒绝等待、拒绝屈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历史创造性人物生命的意义，改变人类历史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我说的使命感，命运感。我所研究的一些人物，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人物，一批悲剧性人物，像陈公博、蒋介石、周作人、周佛海、汪精卫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对自己该干什么，能做什么、最终结局如何，其实都具有一种这里所说的很强的命运感的。如汪精卫，“精卫”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精卫填海”，“精卫衔微木，将以天沧海”，这种精神，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正是他对历史感的体悟。我们不否认他做汉奸这种罪恶与耻辱，且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对这种汉奸行径必须严厉批判，但历史学要做的首先是解释与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诗才兼人才，侠义复英俊的人物，难道他就不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做汉奸的下场？不知道那遗臭万年的身后骂名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投敌卖国”，为什么？这是历史学要解释的。我以为可以归结到这种历史宿命感上，归结到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精卫精神”上。
所以我说历史认识需要进入某种历史心理学层面，只有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而历史感其实就是对这种历史心理的体认。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我们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科书的最大罪恶，乃是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中国人从整体上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主要源于历史教科书。
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以前的文章我很爱读，但是现在的文章我不爱读。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介入是非之中。”介入是非就是做出善恶判断。但在我这位朋友看来，历史研究也好，做人也好，不能做这种道德判断，尽管他也许是从爱护我的角度说的，但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说法，一种韩寒批判过的“没有是非，只有立场”的说法。而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以学术的名义，强调学术的中立与中性，历史学强调所谓的“客观”。这些其实都是道德感丧失的某种表象。我的朋友说，你以前做理论性分析、历史性分析，我不反对；但是你现在介入“是非“了，这就没有必要。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非”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说不得的。我的某位领导曾经也是这么“谆谆”告诫我说，你讲事实可以，但是不要做判断，更不能下结论……
关于学术中性问题，我不想多说。人文类的学术说到底根本就是道德写作，某些人以学术中性的名义践行自己的犬儒主义，那是他自己的事。这里我只想转述马尔库塞的一句话：“在社会理论中，对事实的认识就是对事实的批判”。
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我有一篇《客观历史》的文章做过批判，大家可以参考，这里不再展开。
关于历史人物的“选择”，我们总是说他是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不得不——但是我们还要看在当时的情境中他可不可以做自由选择，如果可以选择，那他就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历史人物”必然是道德人物，是道德的主体。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也就会有一种道德感，从历史中得出一种道德体悟与训诫。其实，普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像我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史记》它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它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它里面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所谓制度、地理，气象这些东西展开的。传统的中国史讲的是人，讲的是人这个历史的主体，讲他们的处境、遭遇、考验与抉择，讲他们的成败荣枯、奋斗与失败……从这些中总结人生的经验，人类的智慧，人性所达到的境界。读这样的历史，读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就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往往能出从历史中读出同情，读出崇拜，进而模仿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处世方式……
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这种人类的道德感，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是把历史人物当作道德主体来叙写的，读者也一定会从中读出道德感。而以政治史、经济史、地理史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只能让人读出知识感。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其实也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
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当然文学也是。还有宗教、神话和仪式等等。但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获得道德熏陶的。
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学术中立”的口号，似乎学术是可以中立与道德的。这是完全的误解。学术可以中立且必须中立与权力，但不能中立与道德。学术中立并不是说不能做道德判断。当然我们说历史学首先面对的是史事，这是一个实然问题，但历史学并非纯事实的堆积，否则档案就是历史学，史料就是历史学。从学术层面讲，历史学的判断有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的区别，在实然判断的层面要讲中立性，但是在应然判断的层面却必然是一种价值的判断，一种道德判断。这两个层面不能混淆，也不能替代——固然不能以应然判断代替实然判断，同样不能以实然判断代替应然判断。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是法官，不能审判。历史学家不能对历史人物做有罪无罪的判决。显然，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比之法官更加艰难复杂，但历史学的思考方式与写作（叙事）过程与司法过程以及法学的思考方式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像一个司法流程，接触事实，确定证据，重组事实，寻找因果链接，并由此对这一事实做出自己的认定。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叙述的文本，背后其实都含有这种审定性质。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这样的权力，但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这种权力——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力审视自己的记忆。说到底，历史学家的权力就是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的人。
那种把历史人物放到具体情境中，并进一步做环境归因的所谓历史学，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自己环境的产物，都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条件之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开脱责任的辩护词。这样的辩护，就像在为犯罪过程进行辩护时一样，将一切犯罪行为归结为历史条件、外部的内部的种种原因，认为一切都有背后的无法摆脱的“原因”，也许从实然层面我们确实可以找出无数的原因来为此辩护，但这种辩护并不能开脱历史人物的历史责任，就是司法审判，事实层面的因果链条，并不能免除审判——应然层面的道德诉求。
这种辩护，其实是一种双重逻辑——对于那些“正面人物”，革命者等犯下的严重过错甚至罪恶，反人道罪这样的严重罪行：像抢夺农民口粮导致三千五、六百万人饿死这样的惨剧；像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不惜制造全国性的大动荡，“以大乱达到大治”之类，最后导致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与人性的崩溃……历史教科书总是将这些归结为“客观”历史条件，或者认识错误、政策错误，而不去追究历史人物道德上的问题，这就是开脱责任。但在叙述对手——那些被归入“敌人”阵营的历史事件时，我们的教科书却绝对不会给一个“由于客观条件”、“由于历史原因”这样一份“同情”，而往往归结为他们的“反动本质”。典型的双重逻辑！
这样的双重逻辑深深玷污了我们的道德感。我总是道德的，而别人总是不道德的。在经历过60多年的历史教育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规训之后，中国人的道德高调于是永远是针对别人的。道德的自我审思、道德主体的自我反思过程被完全抹掉，留下的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指责与批判的手段，当做打倒对手的工具。于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