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共匪统治下的大陆，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
抗战后双亲进城，买了五栋房，被共匪没收了四栋。自住的那栋，在“文革”中被抢劫得满目沧桑。被抄了三次家之后，整栋房子没有一块完好的玻璃窗。五户街坊强行住进来，这里成了大杂院。要想进大学受高等教育？没门！在我们的考卷上，早已盖上“此卷不予批改”的大印。大哥下放农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严判十年。四年后平反，马上又被逼疯入了精神院。逃！是我们唯一的生路。父亲姐弟，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我留下来陪伴多病的母亲，伺机而动。
1986年初，瞅准开放留学的机会，我抛下呦呦待哺的仅有6个月大的初生儿，义无反顾的独自跑去日本当留学生。而日本只是我离开大陆的跳板。我要远远地离开大陆，永远的离开它。那是一个令我伤心欲绝的地方，灭绝人性的黄土地。
在日本待了一年半，我拿到了去加拿大的旅游签证。
1988年1月2日，我从日本飞到温哥华。在温哥华的海关，我呆站着，完全听不懂英文。此时，刚好有位日本职员经过，困惑的海关职员拉她当翻译。我兴奋地说我第一次来北美过圣诞节，接着还想去多伦多，因为它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海关职员笑了笑，说欢迎我的到来，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许可。我满心欢喜地拉着行李，登上了机场巴士。可是当我站在机场旅馆的柜台前，一句英文也不懂的我懵了，又是呆站了十多分钟。之后一个高高个子，穿着厨师制服，头戴厨师帽的中国青年被传来帮我做翻译。他帮我订了房后告诉我，他在这个旅馆的中国餐厅工作。明天下午3点下班后，他可以送我去找我的朋友。
第二天中午，我退了房。大厨如约来了，开车送我去找朋友。谁知我的朋友已经搬走了，也没留下新的电话、地址。我这时才知道，住在加拿大的单身汉老爱搬家：为了工作，为了读书，为了各种不同的理由而不停地换地址。大厨说，不如我送你到唐人街，起码你可以与人沟通，再另外想办法。我当然依计而行。大厨把我送到唐人街的一间旅馆，就匆匆告别。他还要到别处去打第二份工。“大卫黄，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我在心中暗暗对他许诺。
在唐人街旅馆安定下来之后，我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姐姐，她吓出一身冷汗来：“你怎么会随便上陌生人的车？！”可是，她还未联络到住在多伦多的中学同学。我只好再打电话到满地可，那儿有我大弟弟的小姨子。通过电话之后，她让我赶快到满地可来，慢慢再等同学的消息，免得在温哥华住旅馆浪费房钱。
第二天我去旅行社买好机票，星期一坐上飞机直向满地可出发。晚上8点多，我来到已经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满地可。打过去的电话没人接，我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小姨子她知道我这天会来。我悠然地坐在候机室里，写我的旅游日记。每隔20到30分钟，我就跑去打电话。
天色越来越晚，候机室渐渐空荡起来……旅客们几乎走光了。接着，清洁员也开始工作了，可是我打过去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唐人街旅馆老板叮嘱我“千万不要离开机场”的话响在耳边，我决心坐等到天亮。
这时，一位高大英俊的西人青年走到我身旁，对我说些什么。整个机场候机室已空无一人，难道他要把我赶走？我在心里猜度着，茫然地向他摇摇头。这时，他的女同伴也靠了过来，问道：“Japanese?”嘿，这下我可听懂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带到工作人员用的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示意让我听。我拿起了听筒，电话的另一边传来熟悉的语言，是一个日本女人在讲话。我告诉她，我是中国留学生，不是日本人。学校放假，我利用假期从日本东京来加拿大，想要过一个特别的圣诞节。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联系不到我的亲戚了。她说，没关系，我会帮你，你先来我家过一夜再说吧。我也没多想，就随那位该下班的漂亮洋姑娘，直接去了日本女人家。
日本女人叫做洛布子，有3个年幼的孩子。她的先生是海员，这天出海去了。当年她年轻的时候，喜欢独自背着背囊游世界。她的先生是瑞典人，他们是在旅行中认识的。她深知出门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正巧那位瑞典小伙子是她先生的同乡，在机场的行李部工作。因此她告诉小伙子，如果在机场遇到有困难的日本人，就让她来帮忙。也许我穿的那套从东京义卖场上买回来的衣服，被他误认为是日本人了。
我们愉快地聊着，聊着她的故乡，聊着她在这里的属于自己的家。抬头一看挂钟，啊，已经是凌晨3点了。洛布子让我放下心来先休息，暂时睡在楼梯底下的一张大床上。又倦又累的我刚碰到枕头，瞬间便睡着了。不过从来不会失眠为何物的我，却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朦胧中，我看到我的床边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惊慌不已的我定神一看，发现那不过是心中的幻觉，方又死死地沉睡过去。
早上八点多钟，洛布子把我唤醒。她已联系到我弟的小姨子了。午饭过后，我告别了好心的洛布子和她的3个可爱的小孩，住进了小姨子的家。就这样，足足过了14天，我才联系到住在多伦多的同学。
次年的6月4日，共匪公然在天安门广场大开杀戒。籍此，我被仁慈的加国接纳为永久居民。
加拿大人的心胸像它的土地一样宽广。他们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这正是我梦中的自由和平的家园。1992年，在这异国他乡，我更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儿子和女儿，凑成了一个“好”字，圆了我的出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