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比如说你看到《AB团与富田事件始末》这样的书，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教科书虽然披露了一些事实，但至少它有选择性地遮蔽了更多事情；又比如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情况，历史教科书虽然也提了，但是如果你看了杨继绳的《墓碑》，就会知道事实被严重地歪曲、篡改了，被严重简化了，更多的更惨痛的悲剧被掩盖……在一个开放时代，在一个网络时代，历史教科书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首先的一点，你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你的信息必须是多元的，你的心智必须是独立的。假如没有充分的信息，没有多元的知识体系，没有独立而健全的心智，你想知道历史教科书教给了你什么还是很困难的。
首先想谈谈历史观，谈谈我个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为什么？如果不先把这个框架略作陈述的话，同学们在接触我观点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偏差或误解，甚至会产生对抗、愤怒情绪，这一点我深深知道。所以我要先交代我的史观，先谈谈我是怎么看待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大家才有可能“同情地了解”，你们对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觉得“哦，原来邓文初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以避免误解。
先谈谈我的史观，当然我是从最简单、从个人的生活经历谈起。在昨天晚上的《思想与社会》这门课上，我也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到“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重平常人对历史的看法，而不太看重学者们对历史的看法。”当然，对中国整个的思想界我都是这个观点，我不太看重中国学术界和这些学者们对思想和社会的观察，而更多地看重老百姓，看重平常人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平常人他有一种常人之心，有一种我一直强调的常识、常情和常理；而学者们往往丧失了常识常理常情，变成了观念人，社会学理论里的观念人。就是说，他没有生活方面的经验，完全是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人，完全是用文字堆积成的抽象的人。他没有直接的生活经验，没有对这个社会切入骨髓的情感体验，有的只是知识的积累，是概念的推断，他的个人生命并没有投入到知识中间去，知识与生命打成两截。这样的人做出来的学问，按照我的说法，就是“没有人性”的学问，就是纯粹的文字堆积而已。所以我不太相信那些所谓学者们的说法，而更看重老百姓、看重我们常人（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笔下所写到的东西。所以，我会更多地针对同学们的问题，针对社会上普通人的问题展开我的思考。我是在应对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我首先要谈的是我近段时间的遭遇。大概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左派、新左派，民粹主义者发动了几轮对我个人的攻击，很多同学与老师为我感到担心，我感谢他们，不过大不必为我担心，我很平静。我更多地是把这种“攻击”当作一种对话，不管他是谩骂还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探讨。我把这些都看成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思考与情感表达，从中我可以捕捉到我们社会中某种潜在的思考方法和表达模式。比如4月份那次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与评价方法”的讲座，也就是后来被他们称作“反毛讲座”。这场讲座当中有几位同学，包括一位在场的内蒙古的检察官，当场提出了好几个问题，虽然有些问题看起来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石油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的，他说“就算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李泽东，没有李泽东也有江泽东，陈泽东，邓泽东什么的。”这个观点他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因为是不假思索，所以我认为他这种观点背后是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思想背景在里面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甚至我们听的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出这种观点来？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假如没有合理性的话，它又错在什么地方？假如说它是错的话，它又来源于什么地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几个问题，我有几篇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展开（参见《关于毛泽东》的几篇文章）。
还有一个观点是：我当时举出毛泽东在井冈山整肃AB团时杀了多少人，大饥荒时饿死了三千万五、六百万人等数字，然后那位同学说：“那算什么呢？斯大林也杀人。斯大林杀的人比毛泽东还多。”这个骇人听闻的观点也是很多新左派替毛泽东的辩护词。他的言下之意是：“虽然毛泽东残忍，但还有比他更残忍的斯大林在，所以毛泽东是可以原谅的”。这种观点它到底错在哪个地方？它到底来源于什么样的思想背景？这些问题我们同学可能没想过，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必须思考。一位在我们学校参加培训的内蒙古检察官提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他说：“我想向在座的诸位同学们提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假如你是毛泽东，你会怎么办？”他没有把自己的结论陈述出来，而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他的潜在答案。所以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假如你是毛泽东》来回应他，这篇文章在网上找得到。这是讲座当场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对我们理论界，对历史学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虽然很多历史学家会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应，但我认为无法回避。
除了当场的三个问题，在网上后来出现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我先简单地列出来。其中有一个说法应该说影响很大。八月份共识网的创办人周志兴先生到上海，有一个学界的小型座谈。其中一位说了这么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
浙江瑞安驻沪商会会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仪容整齐，红光焕发，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间，他惟一一次发言是评毛：“我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个伟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商机会与事业。”“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参见裴毅然：聚会．思想．政改—记沪上一次学人聚会））
我看到这种观点时大吃一惊：原来还有这么思考的！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有更多人也是这么思考的呢？其实不仅这个商会会长这么说，就我所接触到的，作家张贤亮在《小说中国》中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张贤亮这个人还是在毛泽东时代遭受了重大创伤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右派，但他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来。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某个人一时的思维短路，而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样的说法引起我的思考：它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荒唐的说法？它错在什么地方？……
还有我们学校一位挺有思想的同学（我其实是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才气的），他在批评我们讲座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幼年时期难道不允许它犯错误吗？你能要求一个幼儿像成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一点错误不犯吗？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成熟了，所以它壮大了、成功了……。当然这个观点似乎来自一部著名的作品，叫做《AB团肃反与福田事变始末》。但这样的说法最初又可以直接追溯至毛泽东本人。尽管我是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才气，但是对于他这个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还有一个也是我昨天晚上提到过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的一个朋友提出来的。他不是一个学者，但是对历史问题很关注，看了不少书，尤其是人物传记，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说了一些看法。他的这些看法我认为也可以代表我们老百姓，而且是有思想的老百姓的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他评价湖南历史上的一些英烈，像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谭嗣同等等，说虽然说从道德上、从人格上我很佩服这些人，但是他们就这么死了，值得吗？其实他们那么年轻，那么有后劲，那么有积累，他们本来能干出更大的事业，但是他们却以卵击石，把自己的生命就这么耗掉了，他们不应该这样的。那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像蔡锷、毛泽东一样，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打，保存实力，然后，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个人的成功，赢得你对政权的掌握。这是他的观点，其实也是很多普通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他们在琢磨着：当面对强大的势力时，我们值不值得这么耗进去？我那位朋友还劝我说：你是学历史的，你应该知道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就是物极必反，任何一种力量到了最强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衰败，在它最强盛的时候你是不应该去对抗它的，应该回避，回避它最强的攻势，等它下降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墙倒众人推……
这是这段时间里我所接触到的普通人对历史的想法，这些想法对我的思想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冲击，一种“激活”。他们提出来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平时不会关注也不会去思考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说法中内涵着这个时代的历史观，它比书本上、学者们的历史观更真实，更重要。因为它是人们内心的真正想法。所以我愿意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我的思考。
先表明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些历史观都是错误的，没有一条是经得起考验的。当然我的目的不是否定、批判，而是要对它们做一个学术的分析。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这些不假思索说出来的观念看来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些观念是我们建国以来六十多年历史教育的结果，是历史教科书慢慢培养出来的思想。也就是说，很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口中说出来的，但是一思考就会发现，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出自历史教科书。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对历史教科书进行清理，对六十年来我们的主流的、正统的历史观进行清理。我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历史教科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第二部分，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第一部分：历史教科书教会了我们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把历史教科书拿到手里一看，它都有哪些章节，每个章节讲了些什么，包括我们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好，历史的必然性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的。历史教科书说了什么东西，传授了什么知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比如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回过头来看，仅从知识层面说，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任何的历史教科书都会有所选择，在叙述上有所侧重与偏好，在历史知识的选择上会有“选择性失明”（但稍微有些史德者绝不是歪曲事实）。尽管许多的历史知识被遮蔽掉了，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10%的历史真实是知识，50%、100%的真实也是知识，有知识总是好过没知识。所以，我并不太纠结这种历史事实问题。
重要的是史观，是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给我们的某种思想。
历史教科书强调的历史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所谓的“帝国主义观”，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动辄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的灾难也好，落后也好，挨打也好，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那些新左派们又在重新宣扬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叫做“国际体系”与“新殖民主义”之类。这个暂时不必理会。
其次是所谓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历史规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外于人的、自动发生的，还是人的意志，或者说是人的行动产生的一种规律？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它基本上被认为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早已被否定了。《思想与社会》这门课的参考书目里面我推荐了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大家可以参考。
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如果说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人在历史中岂不就是一根木头———我们小时候玩木头人的游戏：“不许说话不许动，谁说谁笑谁就是王八蛋”之类——但是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木头人一样，“历史规律”它又会如何起作用呢？假如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只有木头，那它会有历史吗？会有历史规律吗？我们说历史是人类自己的历史，不是木头的历史，那它怎么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这基本上是不需要理论上的辩驳了，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成了一个“真理”！
这样的“真理”想做什么？它的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把人当作木头，当做所谓历史的“工具”，使我们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失去了人的主动性。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规律的人，就可以以客观规律的名义，玩弄历史、操纵历史，从而达到控制、操纵人类的目的。
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谁掌握了历史规律，谁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或者说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目的证明手段。”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此，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那么，掌握规律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人类的远景、为了某个乌托邦，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共产革命者都是这样思考行动与言说的。这是所谓“历史规律”的可怕后果，是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一再出现非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法理依据。不管他杀人杀多少，他总是正义的：“坏人”必须铲除掉，“敌人”必须根绝；“反动阶级”必须清理，错误思想必须清洗……而他却是永远的正确，真理在握！
这种“思想”最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文革时期，造成的灾难至今还没有得到反思与批判。比如文革时期的北师大附中，那些十几岁的学生，抓住自己的老师，一棒子打晕了，然后踩上几脚，在身上拉尿……这些反人道的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么善良的中学生身上出现，为什么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种犯罪？没有觉得这样做不道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代表了历史规律前进的方向，我们的行为是促使历史进步的（当时就有所谓的“促进派”一说），我们的行为是符合历史规律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你们这些违背历史规律的人（所谓的“促退派”）从肉体上消灭，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正义所属于我们。”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最恶劣的影响在这里，这个影响到现在不仅没有消除，且开始又一次兴起。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那些权力在握者，还是以这种“真理在握”的姿态说话——“我们代表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就是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要反复讲授这个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在制造一种“幻觉”——历史规律不仅由他们认识，而且由他们代表，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执政党屡屡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据与心理背景。没有这种心理背景，一个人怎么下得了手？！好比说一个同学冲上讲台对着我邓文初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你打得下吗？但是为什么红卫兵就可以那样对待他们自己的老师，对待他们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什么那些“人民”公安就可以这样对待共和国公民？那些跟他们自己父母一样大岁数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正义、规律或着先进之类，认为自己代表着永远的正确。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恶的东西总是以最高尚的名义说话；一切反人道的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真理于是成了邪恶的工具，而邪恶却借此大法泛滥，毫无节制……
历史教科书传授的“必然性”概念，所谓的“历史选择”之类；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之类的谰言，不仅在历史教科书中，在所谓的“红歌”中更是泛滥成灾，似乎历史是一个人，可以做出决断。这样的历史只能说是“伪历史”，所以他必须是强制性的推行——真理难道需要强制与暴力才能生存吗？如此的真理与邪恶又有什么区别？！
其实，思想界早已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比如袁伟时先生。袁伟时先生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没想到却引发大祸，《冰点》被停刊，报人李大同“被下岗”。袁伟时先生在文章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意思是说历史教科书在宣扬阶级斗争等暴力史观，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暴力传统中滋养长大的。然而就算是这个比喻也没有切中要害，“狼奶”毕竟还是奶，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认真起来，提出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的质疑：
历史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这是些兴奋剂，是些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对本来很正常的事物，产生疯狂的敌对情绪，就像是斗牛场上的疯牛看见红布条一样。回想过去，斗地主、斗右派、斗“反革命”，斗走资派，斗劳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现不就是斗牛场上的疯牛吗？……
教科书中宣扬的阶级仇恨，对领袖和政党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畸变，把正常视为邪恶，把邪恶看成革命。这些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不是人道、人性，从这一点上讲，可以称之为狼奶，确切地说那是些毒品，是些兴奋剂、麻醉品。狼奶的营养和牛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毒品则不一样，它对人类有害无益。（孙文广：《要颠覆历史观和教科书？再看》，见《逆风33年》）
但是，这样的声音被遮蔽了，我们很难接触到这种清醒的反思。不过就算是严密封闭，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这种铁幕般的局势已经不可能再复现，想通过“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这些“有毒”思想，已经越来越难。因为一旦接触到更多的事实，接触到不同观点，无论是历史书也好，思想批判也好，你就会意识到：“哦，原来那些知识是错的，那些思想是错的，那些理论是错的。”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可以很容易化解，因为一个开放社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体系，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你就可以有别的资源对教科书所传布的知识进行比较，表示怀疑，最终形成自己的见解、观点。比如说你看到《AB团与富田事件始末》这样的书，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教科书虽然披露了一些事实，但至少它有选择性地遮蔽了更多事情；又比如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情况，历史教科书虽然也提了，但是如果你看了杨继绳的《墓碑》，就会知道事实被严重地歪曲、篡改了，被严重简化了，更多的更惨痛的悲剧被掩盖……在一个开放时代，在一个网络时代，历史教科书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首先的一点，你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你的信息必须是多元的，你的心智必须是独立的。假如没有充分的信息，没有多元的知识体系，没有独立而健全的心智，你想知道历史教科书教给了你什么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说“历史教科书教给了我们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单问题，我们可以学会自己判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