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德中记者交流活动，两国的媒体工作者有机会到对方国家进行3个月的生活体验。德国之声记者Christoph Ricking是今年这个交流项目的成员之一，他在中国当了3个月的“媒体大使”。
路透社驻京记者站负责人Benjamin Lim在清华大学给我们今年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德中记者交流项目成员作报告时，用了“盲人摸象”来形容要了解中国的难度。想要给一个如此浩大的国度一个高度概括，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又是一个充满对比和矛盾的国家：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腾飞与西部偏远城市的贫穷落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中共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边是严格的新闻管制，另一边又可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看到极为大胆的言论；既是维稳至上的警察国家，又存在无视法律的现象；一个宣扬改革开放的国家，却经常表现得异常保守和孤立。
充满矛盾的国家
我们作为来自德国的“媒体大使”一共在中国进行了3个月的工作生活体验。其中一项内容是，在第一月里我们在清华大学听关于中国的一系列讲座。讲座席间，我再次感到了中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比如在新闻管制这一问题上，讲座的主讲老师们观点各异。他们中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不健康”，中国需要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具备基本的媒体素质，所以需要新闻管制，以便防止媒体报道对民众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新闻管制并不是明确的“一刀切”，而更多的是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谁也说不清，什么是可以报道的，什么是要被“和谐”的，也许这一模糊地带是有意设计的。有时候甚至一篇内容“敏感”的文章今天还不在“被和谐”对象之列，而明天就成了删除的目标了。让我特别觉得敬佩的是那些敢于闯入这个“灰色地带”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他们有勇气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并延伸中国新闻管制的底线。
宣传教育和观光旅游相结合
我们在中国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外国驻华记者。他们讲述了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困难。他们必须承受来自官方的压力，有些记者甚至遭遇过暴力袭击。
我们这些德国的“媒体大使”也有幸参观了一些中国报刊的编辑部。我们在参观《环球时报》编辑部时，发现那里的编辑团队是那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环球时报》在中国很畅销，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它也被认作是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路线的报纸。
清华大学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为期一周的调研之旅，目的地是河南。不过，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调研，因为每天的活动安排都很紧：参观古庙、化工厂、在建的巨型工程项目、恐龙公园，少林寺...每天晚上都有丰盛的大餐，河南当地负责接待我们的人极为热情好客，每晚都要和我们“不醉不休”。显然，这是一种宣传教育和观光旅游尽而有之的结合，有时候我不禁问自己：我是在这是作“媒体大使”么？
在国广实习
在中国的时光过得飞快，转眼我就进入了3个月交流项目的第二部分：两个月的实习。我实习的单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组，这里有20名编辑，还有6名“外籍专家”，就是来自德国、瑞士等德语母语的外籍工作人员。我到这里上班第一天的感受是，这里真安静：没有人聊天，没人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只有节目负责人办公桌上才有电话，其他员工都用MSN联系，或是用手机打电话。这里的中国同事都很友好，不过也很"保持距离"。我在下了班以后有时会和一些德国同事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出去喝一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国的内容全部是正面的，重点是介绍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经济的发展，中国美食的精华还有民俗等。德语组的中国编辑们把新华社的消息稿件翻译成德语，那几位“外国专家”在进行校对，最后还要经过责任编辑审稿把关。每周有一次编辑部会议，商定下一周的报道内容，但不是全部编辑与会，而是高级编辑，如中国传统武术或者唐代造纸术。有时候国广也会派一个50多人的外国记者团去进行实地报道，比如去西藏看看，或是参观中国最富裕的村庄，或是出席大连的商务峰会。“外国专家”们要就这些活动撰写报道、拍制录相，当然内容必须是正面的。
我每次到中国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感受。几年前我就在山东学习过一年中文，之后我作为自由记者给德国之声供稿，内容也大多与中国有关。这一次参加博世基金会的交流项目，我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从事记者工作，这又是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我与中国的缘分肯定还未尽，中国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而我就像是那个摸象的盲人，在一点一点的感触我的中国。
从2008年起，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与汉堡媒体学院每年组织一次奖学金项目。8名德国记者和8名中国记者分别作为“媒体大使”到对方国家进行3个月的生活工作体验。这些“媒体大使”除了参加一些讲座和调研旅行外，还要在一家当地媒体实习。
原题目：经验之谈：在中国当“媒体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