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龙原是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基建连的知青，1977年底“病退”回北京当工人，现在已经退休。最近他托我记下他的回忆，写出他的难忘往事。
那件他不甘使之随流年似水而逝的事发生在1977年初春：
“现在我记不得那是几月几号了。那时候天气正冷，我給连里放马，得穿棉大衣。印象很深的是，光秃秃的地里泛着盐碱的白霜,什么都没长。我有脑膜炎后遗症，在高原不能适应，常常感觉头痛欲裂。那时已有病退政策，我为我这个病申请回北京，也办得有了希望，只差一张师部医院的诊断证明，手续就齐了。可是忽然听说，办手续有最后的截止日期。不是正式传达，就是传说：如果超过了那天，团里就不接申请了，就不給办了，那就得留在兵团，再也回不了家了（指回北京）。
我放马回来，天已经擦黑，吃饭时听大家议论，才知道消息。知道得太晚，第二天就是截止日期那天了。如果我差的诊断证明不能在第二天开到，那办到一多半的手续就费了。不能病退，我就得留在兵团，再也回不了家了。
也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别错过这个日期，赶紧去师部医院去，开到诊断证明。可等到第二天从连里到团里，坐汽车到五原县城，从五原县城再坐长途汽车到乌拉特前旗，就算赶到了师部医院，肯定也接近下班时间了。等第二天再走，证明是要泡汤的。所以我决定连夜赶路，徒步走到五原县城，拼了命一早也得赶上那班去乌拉特前旗的长途汽车，早到师部医院，早把证明开出来。
我明白，要去，不能找车，也不能在熄灯之前出发，万一有人阻拦我，或者告发我，那就糟了。但我没瞒班长李文才，他知道我的决定后，支持我趁夜去。他还知道刘德荣和我一样，也只差那一张师部的证明，就把刘德荣也找来，让我带上刘德荣一起去。
谁都知道，刘德荣有重病，她患风湿性心脏病。带这么个女生赶夜路，她有心脏病，这行吗？我犹豫了。刘德荣说，你带上我吧。她那是恳求我了。我一想，是得带她去，不能落下她。就差一张证明，就差一天，要被卡下，谁受得了？我就说，行！德荣，我带你去！
直等到夜里十一点，连里都熄灯了，一片漆黑，我才带着德荣出发。我往怀里揣了一把食堂的菜刀，遇有不测，我得用这家伙保护她，我就那么揣了把菜刀带她上路了。寒风刺骨！放惯了夜马，在黑暗里我能看得见路。德荣跟着我，无心说话，我俩一心赶路。印象很深的是，黑夜里地边的盐碱霜很白，地里没有庄稼，所以我说那是二、三月里，是1977年的初春。夜那个静啊，听自己的脚步，发出一点儿沙沙的声音。
五十里路我们整整走了一夜。后来天亮了，终于走到了五原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但是，德荣的腿、脚全肿起来了。她说她没事，其实快支持不住了。
七点钟去乌拉特前旗的那班车已经卖完了有座位的票，我们只好买了站票。带德荣出来，我就得照顾她。我搀着她上车时，打定主意，不能让她站到前旗，得找座儿让她坐下。乡间的路那么颠，起码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她怎么能一直站到前旗！上了车，我抢先把她按在一个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旁边。持票有号的人来了，让我们起来，我按住她，什么也不说，就是不起来。
我那是不守坐汽车的规矩，是强占人家的座位，可我就是觉得不能站起来了。因为这倒霉的最后一天，因为办病退，逼得她走了一夜，她累了，她犯病了，她就应该坐着！可我怎么讲这个理？这难处，这委屈我向谁说？干脆就不说了！售票员、司机都过来了，赶我们起来腾地方，德荣挺了挺身要往起站，我一把死死地按住了她。我瞪着眼直着嗓子，啊啊、哇哇地乱喊，装作聋哑人护住了她，就是不站起来了。越让我们起来，我就越喊叫，他们声音高，我喊叫的声音更高。就这样管用了，售票员給拿票的人挤出个地方坐，劝他们忍让，我和德荣坐到了前旗。
到了前旗的师部医院，德荣已经肿的不行，上气不接下气，真吓人。马上就給她抢救了。抢救得还不晚，她缓了过来，没出大事。天气那么冷，她这样有病的人跟着我，走了五十里，走了一夜！
那是1977年初春的事，那时我们都二十几岁。
一晃二十五年，2002年夏天我们聚会那次，德荣从天津来北京了。那是我病退回北京、她病退回天津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她看见我，一把抱住我，哭了。她说‘我的好兄弟啊’，就那么抱住我，痛哭流涕。真辛酸。我也掉泪了。
2007年，她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老是回想和她赶路的那一夜。老是想，我应当把这件事写下来，給德荣的儿子。
我也給我儿子讲这件事，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理解。那时，没有门路的知青只能靠自己、靠互助，在患难中就产生了那样的战友情，就吃得了那样的苦。我担了那么大的责任，德荣连命都差点丢了。
但要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这件事，真困难，也真够复杂的。他们对那个年代知道的太少，也不爱了解那些。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知青是怎么生活的，‘病退’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不知道。我儿子说，我那么做不对，因为我对别人的生命得负责。他不懂，我必须帮德荣，必须带上她去前旗开证明，因为那是最后的一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大家都办病退，都想回家，德荣有病，我怎么能让她失去最后的机会和希望？”
这是一个曹玉龙定义为“战友情”的故事，它包含了对青年时代苦涩生活和个人品行、气质的追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情和亡友刘德荣的记忆。
但我想到的不止是“战友情”，而是亲身体会过的不知道前景的迷茫和绝望。回看1977年，有资料表明，事实上内蒙兵团办理病退的政策趋向了松动，最终最没有门路的知青，也都以“病退”的名义赶上了返城的末班车。这使这个故事因一丝荒诞而更加沉重。当焦虑酿成“截止日期”的传说时，有多少人像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样，又将“截止日期”信以为真。无人看见实据的“截止日期”竟造成了弥漫的恐慌，就像本文回忆的事实那样，怀揣自卫菜刀的曹玉龙冲进了漆黑的寒夜，不顾生命安危的刘德荣长途跋涉，挣扎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