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共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共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