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隐去他的真实身份，想必您会理解。
但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他在中部一个农业大省担任乡长四年。此前他在县城还算有些背景，先是在人大任闲职，后因为仕途需要，运作到下面一个乡担任二把手——乡长。
像许多基层干部一样，表面风光的他有着太多难言之隐。
他说：目前上挤下压，不到四十岁，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没日没夜地干活，却由于上面没人，显得前途茫茫。
他最大的梦想是结识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干了好几年了，也算有些成绩，上面没人，很难升迁了。世上最可怕的事是想送礼都没人收。“看到好多没啥政绩、没啥本事的人都上去了，心里有时候堵得慌。”
他每天主要的工作有三件事：
一是当三陪，应付各级领导视察。“说视察，其实他们也基本没什么正经事，很少下基层，根本见不得农民，主要是来乡里混吃混喝。但哪个都惹不起一个个都有捏死你的实权。”
他说：“一般每天多数时间都在酒桌旁度过，经常醉醺醺的，竟挤不出太多时间回家，偶然回家则被当成稀客。”
第二件事是保发展。“这是好听的，其实主要是造假。中央确定GDP增长目标是8%，到了省里就变成了10%，到了乡里就变成了12.5%。打死也完不成啊。过去两年还让卖地，还好些，现在又不允许了，招商引资便缺少吸引力。没法子，只好花钱贿赂税务局干部——数据造假，其实几乎所有乡镇都买数据，结果年底的时候一汇总，县里总能超额完成省里下发的任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乡骗县，县骗省，省里骗中央。目前我最担心哪天这个吹起的泡泡破了，肯定出大事，唉，不想那么多了，只是希望别在我这任上破就中。”
第三件事是维稳。“这是目前乡镇除了接待之外最主要的开支。前两年由于征地积累了太多问题，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村里不好管，不少人便天天到县政府堵门——极端的有抬着棺材冲击县委大门的，极端的则会跑到省城、中央——他们最爱去天安门了。现在稳定压倒一切，闹出极端事件要对地方官员一票否决。县领导自然不高兴，首先会追究乡政府的责任，乡里自然就必须想办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老百姓权利意识增强了，加上媒体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上策是花钱摆平——这是一个与上访户艰苦谈判的过程，中国农民多数还是老实，信奉民不跟官斗的哲学，拿了钱也就消停了。但也有两类特难缠的，一种是职业上访的——没几天钱花光了，又来政府威胁去北京，乡里本来就财政就紧张，经不起这样折腾；还有一种属于历史遗留难题，比如牵扯到命案等司法问题，非要讨个说法，一般拿钱难以解决。对他们只能先礼后兵，先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实在不成只好动用社会闲杂人员威胁恫吓了。我们那里还没有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但发生这个事也不稀奇。”
“由于缺乏真正的发展动力和基础，加上各类见不得光的花销又大，乡镇政府都债台高筑，听说全国有14万亿。我们乡每年都要背上几百万的亏空。要说都被贪污了实在是冤。没钱了，有得请客送礼找上面要，即使批下来也要看与财政局领导的关系才能拿到——县领导签字了，各职能局是要办的，但具体经办人如果不高兴拖你几个月是小菜一碟。财政紧张的一个后果是：普通乡镇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何况民办教师呢。当乡长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可以按时领工资，可以陪领导公款吃喝，甚至吃出病来可以足额报销。”
还有就是：去年底前，趁着中央公车治理全面开展之前，换了一辆新的。在交谈中，俺深深感到这个乡长是个良知未泯的干部。由于病态的体制和可怕的官场潜规则，他在苦苦支撑，但他深知很多事党纪国法难容。“经常做噩梦，不是被GDP造假的事就是被财务违纪的事惊醒。”久而久之，他和书记竟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前，先派秘书到办公大楼前侦查下有没有警车或可疑人员，如果有就赶紧通知会计拿着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的账本亡命天涯。
俺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看到这样一个数据：29个省市区中，有28个前三季度的GDP跑赢全国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前三季度GDP增长9.4%）。其中中西部地区表现抢眼，增速在两位数以上的省份中，中西部省份占比超过60%。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却敬陪末座——分别为北京8%，浙江9.5%，广东10.1%。
其中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俺担心数据被注水。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虚假的数字泡沫上，则会酿成一场全民的灾难。望有关部门彻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