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如今在中国缺乏诚信的人太多。有58%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与政府工作人员或医生打交道时想进行录音，留下证据。
北京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二报道说，前不久在广东一家医院发生的“录音门”一岁小男孩的父亲因质疑医生的一些做法而要求参与专家会诊并全程录音，同时复印病历、检验结果，另找院外专家进行咨询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上周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704人进行了在线民意调查。调查显示，8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很多人在生活中在与不同对方打交道时搞录音，是因为如今中国社会上“缺乏诚信的人太多”。更有趣的是，58%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首先选择政府工作人员为录音对象。47%以上的人表示选择合同方；45%多的人选择商家；34%的人选择医生，而近11%的人选择老师。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谢选骏认为，他也会选择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是最需要进行录音的场合，而且官位越高也需要搞录音：
“录音的话只要不违法当地的法律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方式。这样他就比较能保护自己。至于说到因此而付出的社会成本就是医生或者是官员他做事就更形式主义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就更不容易解决问题。那个可能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总比他们乱解决问题要好一点嘛。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首先就不讲信用。这样老百姓都学坏了嘛，大家跟着学，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不讲信用了。假录音肯定就是一些权力最大的那一方、官员、合同商、然后才是教师。因为教师给人带来的危害相对比较小一点儿。政府官员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所以首先就要录他们的讲话。”
中青报的报道说，就患者在与医生打交道时搞录音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录音会让医生“步步惊心”，医生需要患者多给一点信任；但也有人认为，在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情况下，患者进行录音很正常，无可厚非。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中缘也认为，只要录音没对医生的救治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医生就应接受这种监督。患者与医院、医生是一种合同关系。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患者或其亲属有权对整个过程实施监督。徐中缘还指出，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患者及其家属大多不必录音、录像，而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录音或录像，目的是为了提高救治水平和科学性。
但太原市太行医院医生冀振芬却认为，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录音是对医生的不尊重和不信任，很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如果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选择录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生的工作和心情，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医生基于患者的明确症状，本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进行治疗，但假如患者录音，一些可做可不做的检查可能就必须要做了。这无疑会增加患者的就医费用和时间。
中青报的调查还显示，有59%以上的受访者担心，“录音门”会让医生给患者进行重复检查、过度检查，从而规避责任。许多人觉得，这使医生无法专心诊疗，最终患者受害。有大约34%的人认为，“录音门”可能会迫使医生更认真地对待患者。
就患者或亲属在与医生打交道时进行录像的问题，旅居美国马里兰州的中国医生金福生表示：
“第一，录音是不是合法？有没有这个法律（规定）？如果每个人都录音的话，那医生也不敢做了。医生跟患者之间的矛盾就不断增加了。每次看病都要去录音。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如果是真要录音的话，那医生也要录音。医生也要保护自己，也要有个录音。人人都录音，那像什么？作为病人来说，他对这个医生不信任，他要录音。那作为医生医院系统来说主要是抓医疗质量。你没有好的医疗质量取悦于人民，那老百姓就会录音了。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录音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复杂了。那医生也要去录音。你讲的哪些话我都给录下来了。现在诚信都不够，又乱，这种问题的存在怎么解决？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医生诊断正确、资料正确这不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很复杂的。”
中青报的报道还说，近年来，中国各地“录音门”事件频频发生。去年6月，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帖反映，广州法制办一位工作人员态度蛮横，并上传了一段录音。事后，广州市法制办对此事深表歉意，并把涉事工作人员调离原工作岗位。许多被访者还表示，如今很多人诉诸录音是“维权意识提高的表现”。54%以上的人认为，录音无处不在“有助于维权”；还有很多受访者觉得，人们诉诸于录音能帮助商家、公务员等提高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