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3日，发生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令人发指的一幕，恐怕只有在描写日伪时期的影视剧中才能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只有当时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来：联防队员杨喜利浑身酒气，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闯进外来打工者杨武住所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并让两名壮汉在门外把风，对杨武的妻子王娟实施毒打和强奸。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受害者丈夫杨武的眼皮底下。
人们在愤怒谴责这名联防队员禽兽不如的暴行的同时，对这位丈夫的软弱唏嘘不已，甚至连警方都认为“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对此，笔者不禁想问：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小羊羔被狼吃了，谁会责怪母羊的无能？面对绝对强势，忍让和退却可能就是弱势群体得以生存的唯一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这起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不是发生在《动物世界》里，这是一个文明社会，遇到伤害，即使无力抗争，也可以报警啊！那么，受害人的丈夫为何不报警呢？原因很简单，施暴者本身就是联防队员，他明确告示：“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如果报了警，来的还是凶手的哥们，这还能怪这位可怜的男人迟迟没有报警么？更何况，“杨武一度以为，这次会和以往一样，被打几下，被砸些东西，等杨喜利发洩完就好了。”如此看来，至少在这块地方，和《动物世界》没什么两样，弱肉强食已成常态。既然这样，谁还忍心责怪这个男人的软弱？
诚然，哪怕在高度文明社会，也会有禽兽不如的不法分子，社会也因有保护公民利益不受侵犯的国家机器而继续文明着。但当这些本身应该保护人民的治安人员，变成侵害人们利益的凶手时，社会秩序就彻底被颠覆了。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这名与禽兽无异的联防队员，并不是隐藏在治安队伍中的不法分子，而是公开的不法之徒。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称，“杨喜利在治安办当联防队员已有几年时间，平时还算正常。但一喝酒以后，就会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他们也教育过他多次。杨喜利为此也写过很多次检讨和保证书，但又屡教不改，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好一个“无可奈何”，让一个胡乱发酒疯、打人骂人、屡教不改的暴徒管理社会治安，其辖区百姓的安危就可想而知了，这起暴力事件难道还属于意外？
笔者在这里无须分析这起案件的严重性，因为该联防队队长钟思贤已经十分清楚，已经在“划清界限”了。钟思贤认为，“杨喜利作奸犯科，严重败坏了联防队的声誉，他认为很丢脸。但是他是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他殴打强奸别人，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在事发前几天，就因为他喝酒，对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决定。只是一直找不到他人，他的制服和警棍、钢管等也没有收回来，他本人也没有签收这纸解聘通知。”这也太淡定了吧？难道因为是“临聘人员”，因为作案“不在上班时间”和那张子虚乌有的“解聘书”，就能让这起恶性案件变成普通的刑事案件？难道就能消除人们对执法犯法的恐惧？在一个和平建设年代，会出现妻子遭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新闻，不仅骇人听闻，更让人匪夷所思。这根本不是这位丈夫的软弱，而是暴露了弱势群体在一个无序社会中的不堪境地。如果还要责怪这个受害者的丈夫无能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所谓的法制社会中，依靠自身力量的抵抗，才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那么，是不是该修改一下现行法律？让“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的杨武，解除“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的后顾之忧？执法犯法已经成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类似的事件我们还见得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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