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谢家集区应台子村分前台子、后台子。后台子坐落在淮河边上，附近有个码头，以转运煤炭为主，过去有人叫它“码头村”，也有人叫它“下炭场”。
我的父亲1950年来到这里，自建了两排草房开饭店，前排三间为门面房，供客人吃饭，后排三间分别为厨房、居室、库房。1952年早春的时候我在这里出生。是时父亲已经四十四岁，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在12岁的时候于1947年内战激烈时散失。后来家里只添女孩不见丁壮，父亲几乎丧失了传宗接代的希望，此番中年再度得子，当然惊喜异常。
我的父亲军人出身，为人豪爽耿直，易于与人交往，因此朋友很多。朋友们都来凑热闹，前后有八位非要做“老干爷”不可。这是当时淮南当地的风俗：谁家生了男孩，亲朋好友来认干儿子，认的越多越好。这说明你家人缘好、人气旺，也表示吉利；孩子干老子多，阳间、阴间都能看到势力，少生灾、少害病，长命百岁。
第一个“老干爷”是个地道的“地头蛇”，应台子人，名叫应治平，粮行老板。为人豪放大度、仗义疏财，很有名气。后来在文革时期当过西部地区“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总头头，势力很大，真个是一跺脚整个谢家集区都能听到动静。他抽烟、喝酒、下饭店，40岁掉光了牙齿，60岁得了肺癌，死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其他“老干爷”这里无须一一详述，只拣特别的说说。
第八个“老干爷”是个外乡人，自言是东北人，从来不报姓名和详细家庭住址。他比我父亲大七、八岁，做银匠手艺。初来时，他挑着一个银匠挑子，每天四乡游走揽活，给人打银锁、项圈、手镯、簪子。听说这家饭店老板四十四岁得了儿子，他也赶来贺喜。他为我打制了一整套银锁、项圈、手镯，当天晚上就求宿在我家店里。
我父亲弄了酒菜招待他。他说：“我看得出来，兄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是寻常之辈。别看我现在挑个银匠挑子，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比得上你，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要是放心，我以后夜晚就住在你这门面房里，我帮你看门，你也别收我住店的钱。”
我父亲当即应允。东北人高兴起来，慷慨地表示：“银锁、项圈、手镯的费用都不要了，所用的银料（五块银元）也不要了，我也做你家小少爷的‘老干爷’吧，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就这样，东北人成了我的第八个“老干爷”，也成了我父亲的好朋友。春去夏来，夏逝秋至，我已经长到半岁多。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大搞“镇压×××运动”，“码头村”的人多半是在“旧社会”里有些来历的，因此被翦除了不少，都是在河坝子那边执行枪毙的。大家都说，这都是刘子亭出卖的。此人总是到处听人交谈、打探别人的底细，然后到派出所告密，由此把人送上刑场。
那时候决定杀掉某一个人，可以不经审判、不上报申批，乡公所一级就可以随时决定。杀掉以后，把数字报上去就可以了。
临近“十一”的一天晚上，东北人从外面回到我家饭店。我父亲烫了一壶白酒，弄了几个小菜与之小酌。一壶酒喝尽，交谈欢洽，欲待收场之际，刘子亭却突然钻了进来。刘子亭热烈地嚷嚷着，就象见了亲兄弟似的，一个劲儿非要陪两个老哥喝几杯。我父亲耐不过，只好又烫了一壶白酒，又添了菜。
第二壶酒将尽的时候，东北人已经醉了。他把裤脚撸到膝盖上，捏着肿胀的小腿掉下眼泪，情不自禁地倾吐起心中的苦楚：“唉，我今年五十二岁，已经是个老人家了，我父亲象我这么大，早就把家业传给我，自己当老太爷、享清福了。你们看看，就这么一天跑下来，腿疼得都发木了，还不是是为了活下去、混口饭吃。这样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呢？”
我父亲心里一惊，赶忙支吾道：“大哥您喝醉了，瞎吹呢，来来来，别说了，吃点菜、吃点菜！”
东北人激愤地把我父亲的胳膊扒拉开，嚷嚷道：“王八犊子才瞎吹呢！不瞒二位兄弟说，我在家里，乡下有几千亩土地，城里开着马车店，光是双套辕的大车就有20多架！他妈拉个×的，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给共产党捐了十二匹骡马做战马，十万斤棒子做军粮。这回他们坐天下，搞土改，一点儿人情也不讲，说我是‘恶霸地主’，要杀我……”
我父亲猛地站起来，制止道：“不要瞎吹了，我不听了！”
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刘子亭呵呵笑着退出门去，一个小时后，派出所的警察们踹开了我家的店门，绑走了东北人。幸亏，我的父亲与夏梁柱非常熟识，并且甚有交情，在他的保护下才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夏梁柱也是我的“八大老干爷”之一，当时是当地户籍警察，八、九十年代当过一任公安局长，淮南名人。）
当是，抓到“特务”、“土匪”是要严格审讯的，以期有所蔓连牵扯，可以从中抓到更多的同伙或是可杀的人。抓到“逃亡地主”却不要费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与社会没有什么牵连，他们的死罪只是因为曾经富有。一般都是即抓即杀，谁杀的算谁的指标（那时候，这种“工作”是有特定“指标”的、要名额的）。因此，东北人很快就被确定下来就地枪决。
“十一”前一天的上午，有关部门决定于中午12点的时候枪毙几个人，刑场依然是淮河大坝，东北人也在其中。我的父亲是义重如山的人，哪怕担当再重的干系，也一定要为朋友送行。所谓“送行”，在我们淮南这里，就是与将死的人见最后一面，同时带去一些酒菜，俗称“倒头饭”，让面临死亡的人吃一点、喝一点、听听亲人、朋友最后的语言宽慰，说说想说的肺腑之言。
东北人吃了我父亲的酒菜，愤慨地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人，谁当皇上谁做官，我们都是一样种地纳税完粮。我为抗日出过牲口、口粮，按照民国的章程，我也算抗日的功臣。改朝换代了，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杀我们这样的人？我有什么罪？我没有杀过人、放过火，没有坑过谁、蒙过谁，就因为是地主，就得挨杀么？”
当然，我的父亲一个字都不敢应承，只能陪着叹气。
东北人最后说：“谁都逃不了这一死，想开了，也就瞑目了，死就死吧。好兄弟，看在我们半年多的干亲家的分上，等我被枪毙了以后，请您花一块大洋，找个人把你这个可怜的哥哥埋了，千万别让我被野狗、野狼吃掉。”
东北人终于被“执行死刑”了，我的父亲在刑场十余丈之外亲自掩埋了他。未隔半个月，刘子亭也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特务分子”。他是一个孬种，未等处决就自杀在监狱里。他的老婆立马改嫁，丢下一个孤儿叫“刘士孝”。
刘士孝比我大四岁，他父亲死后以乞讨活命，因为鼻孔下常常挂着黄鼻涕，又被人们叫作“脓鼻桶”。1970年底，我“上山下乡”被招回到淮南钢铁厂上班，刘士孝与我同在一个工段。他表示认得我，并称我做兄弟。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不要理他！老猫屋上睡，上辈传下辈，小心他也象他老子那样害人！”
在我的记忆里，刘士孝并没有害过谁。他不多说话，总是以笑脸待人。他喜欢锻炼，单杠、双杠功夫特别好，至今老钢厂六十岁上下的工友都记得他是一个运动强项的人。刘士孝的老婆是个“名人”，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凤台县一个“县革委”副主任为其自杀的这个女人。1980年，刘士孝因违章操作失足掉进1800度的铁水里，当时大火冲天，顷刻间被当众活活烧死，只留下不到三尺长的残骸。
我不想说什么叫“报应”，但是过了50岁以后，我开始相信这个世间真的存在报应。这“报应”，有深有浅，有早有迟！只要你作了孽，不报当世，至少也不会放过你的儿女。只要你在今生歉下了谁的债，你必须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