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危机似乎不仅仅是局部的：它的症状，如高利贷普遍、投机风行、实业艰难等，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此起彼伏地出现；它的后果，如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债权人或债务人跳楼自杀等现象，也似乎颇有代表性；而它所带来的冲击之严重，已从温家宝总理十月初亲赴温州视察这一罕见举动中可见一斑。紧随其后，温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遏制危机蔓延。显然，若不是已经感觉到温州的乱象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的迹象，就无法解释这个著名的城市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会吸引当局如此严重的关注。那么，在目前暗流涌动的大环境下，应如何判断温州的经济、金融形势？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有效应对措施？
无疑，温州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包括中小企业经营和融资环境的恶化、民营经济在国有垄断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通胀率不断上升背景下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上涨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极大打击了企业家继续投资实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积极性，却同时鼓励他们将大笔资金投入回报率高的投机活动。当宏观经济开始紧缩后，借款成本更高，资金供应进一步紧张，并终于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从而酿成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后果。不过，具体到对目前温州的危机，以上分析却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补充的地方。
首先，温州近两年来实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表现实际上比较稳定。以工业为例，2009年温州地区工业单位产值利润率是4.9%，资产利润率是6.3%，2010年则分别上升到5.8%和6.9%。同期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也有上升，说明这一成绩并不是通过牺牲就业来取得的。这当然不是说温州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有多好，而更多地说明了民营企业在面临困难时的灵活机制。
其次，对本地的实地观察也间接说明了温州实业的基本面仍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并非出现原先想象中的崩盘。如在这次老板跑路事件中，所谓出事的老板和企业，基本上都不是来自制造业密集的地区（如乐清和瑞安），而是集中出现于瓯海、龙湾、鹿城这样的地区。显然，问题的原点并非简单的实业失败或经营不善。
另外，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温州地区地下融资活跃也是不对的。温州历来民间融资流行，社会信用体系极度发达，拥有中国最良好的民间金融记录。事实上，如果没有发达的民间借贷，该地区的民营经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据了解，温州的中小企业大多通过民间借贷而非正规金融进行资金融通，且状况良好。截至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未出现因资金供应紧张而导致的关门跑路事件。据财经网刚刚发布的9月份温州金融数据，该地区银行坏账率仅为0.055%，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这也说明了该地区整体金融运行状况良好。
温州的经济乱象，直接原因是的确有部分人士，通过借贷渠道获得大量资金，进行投机性活动，包括赌博、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投资。一旦失败，无法继续融资，只好跑路。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问题在于，若资金主要通过民间信用获得且投资回报属于正常范围，债务人再融资的能力是不容小觑的。这是为什么很多在紧缩宏观经济环境下面临困难的企业家能够一直撑下去的主要原因。但对于那些并不是通过民间信用体系，而是通过单一而具体的渠道融资，资金量巨大但渠道本身却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资金链条崩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实际上，温州目前爆发问题的地区，正是前不久在“反腐”行动中很多官员纷纷落马的地区。一个更合理的判断是，这些地方的融资活动更多依赖于脆弱的私人社会地位和关系，而一旦受到冲击，整个资金供应链就会立即断裂。
如果这一观察和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温州市目前的问题颇具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温州市所应采取的救急措施，应更多地着眼于消除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降低企业家们对银根紧缩的担忧，防止出现恐慌情绪蔓延而导致的全面资金抽逃局面，而不是对某一两个出问题的具体企业进行拯救。在这一点上，温州当局的对应措施是比较迅速的。
其次，在真实利率为负的条件下，资本逐利的本质会使其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渠道。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正规金融紧缩银根还是放宽信贷，意义都不大。未来出现投机失败而导致社会动荡事件的可能性仍很大。只不过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表现出来。
最后，无论温州当局的政策如何，除非他们能够推动上层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否则对温州企业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无所助益。温州企业最需要的是民间融资活动的合法化和金融自由化，一旦这两个方面突破，将极大提高该地区的总资金供应水平，大大降低借贷成本，并推动融资服务向更优质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