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叫陈志武，曾经在北大的一个演讲中谈到有毒的黄鳝。他转述了一位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所知名学者对他的一番话：“你们知道如今的黄鳝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吗？就是因为饲养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黄鳝，激素在人体内七、八年还发挥作用。”听到这话之后，吓得那些与会学者们再也没人敢吃黄鳝了。
这位陈志武教授还说：“我有一个亲戚是卖豆芽的，他说这些豆芽不能吃，用了激素，本来要五天才能长大的豆芽只要一天就长好了。本村的人不买这种豆芽，都是卖给广州，一卡车一卡车，一夜之间就到了广州的菜市场。”
陈教授的这些提醒在中国恐怕早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常识，只不过你总得往嘴里填点东西、要不就会饿死，人们才尽量挑选毒性少一点的食物吃。不过，我们的想象力永远也追不上可怕的现实。
香港《壹周刊》报道说：“香港人喜欢吃大闸蟹，蟹价越来越便宜，几乎成为市民家常便菜。大闸蟹卖得越便宜，市民吃得越凶。”大闸蟹怎么会越卖越便宜呢，是大丰收吗？
香港记者专程到江苏蟹场采访，发现大闸蟹都是喂了激素的。喂激素长得快，当年就能上市；而且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大闸蟹死亡，在捕蟹前再喂一次抗菌素，捞起来马上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在香港上市，晚上就上了香港人的餐桌。也就是说在24小时左右，那些抗菌素就跟蟹肉一起，进了港人的肚皮。
使用“ 高科技”养蟹闻名的江苏大发水产养殖场徐场长对香港记者说：“从蟹苗到上市，至少要喂十种药。”他还说他们还算比较本份的，福建人更毒，在蟹产卵时喂避孕药，这样母蟹不会变瘦，蟹苗更容易长大。记者问：“这么做不是害人吗？”这位场长无奈地说，“现在的鱼类、家禽类，哪一样不是喂药物长大的？你不这样做，别人做，你还能做生意吗？”
但是在另一些国度，比如美国、加拿大、欧洲，这种生意却是很难做的。
2007年就发生了一个斑点叉尾鮰鱼事件，这个斑点叉尾鮰鱼，就是美国鲶鱼，从美国引种，到中国大量饲养，再出口全世界。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很有赚头。
美国阿拉巴马州从这种中国出口的鲶鱼中，检验出药物残留，立即宣布停止销售。紧接着路易丝安娜、密西西比等南部四个州也先后停止销售，同时对从中国进口的许多水产品进行严格的药物残留检查。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正式对外宣布，加拿大对来自的中国的养殖鲶鱼、鳡鱼、虾、鲮鱼、鳗鱼等的进口控制，将开始在边境扣留此类产品，要在证明不含美国禁用的药物残留之后，方可放行。
这种对消费者负责任的行为，立即被中国有关部门和媒体怀疑为打击中国经济的阴谋。
根据之一，是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或利益集团带来了强烈冲击；
根据之二，是此次事端的发起人仍然是美国南方生产、养殖、或者加工水产品的几个州。
这种无端的猜疑，居然也能说得出口，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检测不出这些药物残余，人家不是照样放行吗？事实上人家抵制的不是国家，而是鱼。
2006年加拿大食品安全检验局对中国进口鳗鱼发布进口警告，同时也发布了对从美国进口的罗非鱼进口警告。而这批罗非鱼是美国转口的，真正的生产国是中国。也就是在加拿大的警告之后，美国才开始警惕中国，并早就因水产品药物残留问题，通知了中国的相关部门。
有哪一位手提菜篮子的家庭主妇，甭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乐意去买用激素、抗生素和避孕药养大的水产品呢？人同此心，不可能有任何的例外。哪个国家抵制，就证明了人家的政府对民众负责任，官员不吃贿赂。至于中国，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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