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中国正出现全民PE（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热，而PE也正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出现在资本市场，甚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热议中（例如某私募股权投资人士的“私奔门”）。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2010年中国共有82家PE基金完成资金募集，募集额达到创纪录的276亿美金；同期在中小板和创业板退出的PE投资的平均回报达到12倍之多。高收益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PE投资的向往。
PE热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偶然，背后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其一，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重心正经历由投资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向效率驱动，由沿海向内陆省市的转移。与此同时，大量的新兴产业诸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也在崛起。在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转变的过程中，“从上向下”的顶层设计仍然重要，但更具挑战性的是激发“由下至上”的力量，唤起市场的微观单位参与结构转型的热情，激发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这个过程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资金上给予创业者支持，在专业层面帮助大量的中小企业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做强做大，显得极有价值。此外，在经济转型中，许多行业由于长年累积大量投资，正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专注于行业整合，扭转所投资企业业绩的PE基金也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积极角色。PE基金能用一种相对比较纯粹的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除其直接作用之外，象征意义也正面积极。
其二，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传统金融中介模式中结构不合理，覆盖面窄，效率相对较低，这些结构性问题正制约着经济转型的过程。现有的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集中度也非常高，习惯傍大款服务铁公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被冷落。在经济繁荣、信用扩张较快时，中小企业尚且频遇融资难问题，更何况是在宏观紧缩、信用偏紧的情形下。PE基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获得了生存空间。无论是风投基金或是杠杆收购基金和产业基金都能动员大量的资本，把它们配置到经济生活中需要资本的领域，比如新兴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现有金融中介模式的缺陷。
其三，在中国，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商业环境在不断改善。首先，关于PE的政策、法规日益完善，政府对PE投资的接受度也不断提高。其次，自2009年7月份恢复IPO后，2010年中国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IPO融资规模最大的国家。IPO的繁荣，对PE投资提供了极为吸引人的退出机制。再次，并购市场也在中国迅猛发展，虽然占全球并购市场的比例仍然偏低，但2010年中国的绝对并购规模已达1700亿美元，为PE投资通过售出方式退出创造了条件。
其四，经过多年发展，PE的价值附加部分也渐渐被市场接受。PE向所投资的企业注入资金，帮助它成长，改进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专业化建议疏理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流程。更为重要的是，PE能利用其强大的知识网络和关系网络帮助所投资的公司与资本市场建立联系，熟悉资本市场的运作，了解IPO流程和投资者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期望，及拟上市企业应该怎样满足这些期望。PE的这些价值附加，对大量在激烈竞争环境下亟待突围的企业是极有吸引力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PE行业的基本面在今后的五到十年是正面积极的，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隐患。PE行业由于其行业特征，利润率高，寻租机会多，因而政府介入的动机、动力比较强，PE极易成为又一个政府与民争利的领域。这从最近一段时间地方政府频频与外资PE成立合资人民币基金便可见其端倪。此外，PE行业的高利润吸引大量的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进入，小圈子交易、幕后交易等都容易破坏市场和公众对这一行业的信心。
经常有人戏谑，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好概念做成一个垃圾概念，希望PE不在此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