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周末文化思想副刊介绍中国当局对文化审查的难以预料性，刊出中国艺术家刘柏林的作品隐形人，表现一名警察用手蒙住一个隐身人的眼睛。报道列举了韩寒的“独唱团”杂志遭禁，藏人贝玛顿珠（Pema Dhondup）因摄制纪录片《战胜恐惧》入狱，娄烨的电影《颐和园》入选嘎纳国际电影节却在中国被禁演，作家廖亦武因写“天安门大屠杀”诗歌入狱4年，后来写中国社会底层录，为底层百姓说话，于今年7月被迫流亡德国。
冯小刚炮轰电影审查
《世界报》驻北京记者佩德罗来蒂（Brice Pedroletti）说，冯小刚是中国的成功导演，有着最高票房纪录，然而在今年8月在政协组织的一个文化改革研讨会上，他也站出来批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说电影局把什么都当原则问题，过度负面联想，要求删改的地方之多，已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
在中国，一些中国电影导演必须将自己的电影剧本和最终版本结果，以及外国电影节的邀请都提交给电影审查机构，并常常为了避免被过多删节，与审查当局谈判，有的电影被阻碍几个月不能出笼。比如中国导演宁浩的《无人区》就被审查机构认为“死人太多”而难以通过。
有些电影公映后也会受到审查被撤出电影市场，比如李安获得金熊奖的电影《色戒》。
检查无孔不入
《世界报》说，中国当局对文化领域的检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对电影审查特别严厉是因为电影对人们的影响比较大。此外，对青年网民影响力日益增加的中国前卫艺术家艾未未，也在今年4月3日准备去香港时被捕。艾未未被捕时正值敏感时期，有人在网上呼吁人们效仿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推翻独裁当局。
在中国，有些题材特别敏感，不但历史题材被审查官用放大镜来看，当代作品也逃不过被严密审查，一些名词成了犯忌讳的敏感词，比如 “中共，天安门事件，或者法轮功”等等。
审查逻辑根植于意识形态
那么，中国的审查到底有没有逻辑可寻？据法国在香港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维格（Sébastian Veg ）介绍，这个逻辑根植于中共政权中心的、难以描述的复杂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永远不能说前任领导人的坏话，避免突出负面东西，诸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工人、农民起来反抗等等，以保证社会和谐。然后还要撒上一些节制性欲的清教徒成分，而且不能忘记说西方的颓废和堕落等等。
中国审查制度的特点是难以预料
中国当局对文化的审查的最大特点是无法预料。而且审查的机制几乎看不见，审查的决定经常是非常秘密和低调的，比如出版社担心出版后受到当局惩罚，被迫撤回，于是自己先对自己进行审查。出版社还要求审查官员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过关。
中国审查的最高机构是由李长春领导的中共宣传部。而李长春是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之一。所以，需要避免什么，什么算是越线的指令，来自中共的最高层。
若在中国搞现代做品展览，如何通过当局审查，在上海的意大利专家大卫-加蒂罗（Davide Quadrio）解释说，这要看事先的公关准备工作做得如何，要看你怎样向当局解释你的作品。但如果赶上敏感日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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