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9年前中共是打着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贪污腐化大旗打倒国民党政权的。而当时国统区人民,特别是城镇人民,最不满的是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而当时的贪污腐化程度是远不能与现在中共社会相比,而且当时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远远夸大了国民党时代的贪污腐化,直到现在不少中、青年直至70岁以下的老人,仍受中共宣传的影响,似乎当时的贪污腐化比现在更为严重。其实,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当时群众、记者对贪污犯的揭露,即使错了,不符合事实,也不会因此而获罪。如当时流传的中国的钱都流入孔家和宋家了。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未得证实。而孔家原来就是甲富山西一省的富户;宋家是南洋有名华侨富商,两家都为孙中山推翻满清,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至今也未听说他们两家子孙谁排上了富豪榜。至于说的蒋、陈两家,更是无稽之谈。蒋经国逝世后,他妻子蒋方良因一直未参加工作,得不到医疗保险,不少医疗费是靠亲友接济的。若他家是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经济上能这样宭迫吗?
另外,当时毕竟还有一套监察制度,还有较为独立、自由的新闻报道系统与公众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对自己的贪欲,还有一定约束力,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中共过去和现在宣传的国民党在大陆的极度贪污是夸大的,是有极大水份的。如果说以前是为夺取政权,现在则为给自己硬拉个陪绑的,而为现代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社会性贪污之风开脱。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贪污行贿之风已开始发展了。我问年轻时曾当过国民党时期屠宰税税务人员(管杀猪上税)的父亲,我问他你下去收屠宰税时,人家是否送点猪肉给你,他说从来没有,偶尔人家看你辛苦,送点下水。(当时农村是一家一户的养猪,要宰猪前,先上报,然后县城派税务人员带着兰色图章,在猪皮上到处打章表示已上税。而一般收税人员都一人带章下乡,打了二个猪的章,说仅收了一个猪的税,是较难证实的)如是现在这样单独行动,收税人员早已腰缠万贯了。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家里。日本投降后,各个地方冒出了不少半合法的地下银行、钱庄,因我父亲从小在银行界当学徒,虽无文化,但得到当时地方有名的银行界前辈器重,一个有钱的江西木客邀我父亲参加基本上是他独资的银行,聘请我父为经理,自己为总经理。一天,该地方上一大富商赵某某找我父亲借一笔短期高息的贷款,而这笔钱是倾尽了全银行的能动用的一切资金,最后我父亲同意了。总经理知后,大发雷霆,问:你怎么有这么大权力私自答应这大笔借款,我父亲也知道如这笔钱出了问题,银行就一定得倒闭,将来债主拼命,全银行职工就得失业。此时,平时对我父亲很尊敬的职工,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我父亲一贯气量很大,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这次可也紧张得睡不了觉了。好在时间很短,好不容易挨到到期日子,那位资本家连本带息,分文不少的还清,自此他赚了笔大钱,向我父亲表示感谢,全银行职工、包括其家属自此也松了口气,(因为当时银行是金饭碗待遇较好)银行也因此赚了一笔钱,我父亲以后再也不敢冒此风险了。四十多年后我与我大哥谈起这事,我大哥说这事要落在今天,赵某某由此赚了这么多钱,我们为他顶了风险,至少得给我们1/3,甚至是一半,而我们以至也发财了。而这富商连一块饼干都没送。
所以,现在中国人千万别信中共谎言,为自己的巨额贪污辩护。正像不少经济学家讲的,现在的贪污是制度性的,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一点不贪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党专政、缺乏真正有效、有力的监督机构及整个体制、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全面性的、越来越炽的贪污腐化的温床。
国民党时期那样的贪污流弊与中共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发展趋向也是背道而驰的,前者随着社会进步、民主发展贪污现象将逐步弱化,如现代台湾社会的发展;而后者它从制度上是无防范能力的。2011年初,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上讲的中国五个不搞之一,即不搞“三权分立”,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绝对化的一党专政。
这种越来越炽的制度性贪污将会使这表面上金碧辉煌,而实质上梁柱已内空的红色大厦很快坍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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