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父孙女孙穗芳谈江当政时企图腐蚀她,任其抹黑祖父孙中山,但遭拒绝。为何10年后才公开出来?时辰到了。
美籍华人孙穗芳1936年3月19日生于上海,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是孙科的第三女。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等,在深圳创办了孙中山心血管医院,着有《我的祖父孙中山》和《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1948年,孙穗芳毕业于上海世界小学,1955年在上海第八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她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她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有这样的成绩,却不许进大学深造。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孙穗芳被派出所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19岁的孙穗芳被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对她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孙穗芳回忆说: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没路可走时,她想到了从未谋面的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来到北京,没想到宋庆龄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扑了个空。她想在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家落落脚,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却在见到她的当天去派出所汇报了。而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时任邮电部长朱学范的儿子朱培英,也听从父亲的劝告不敢留她过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社会缩影,由于恐惧受牵连,人的心理都变态了。
孙穗芳在完全绝望之际,就死马当活马治,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她,“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可见宋庆龄只是个政治花瓶,连能否保护孙中山的孙女都没有信心,“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孙穗芳把宋庆龄的信当作救命稻草寄给了高教部,才获准第二年有进入大学读书的权力。
孙穗芳回忆说:次年(1956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岸岸不及格的成绩。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孙穗芳回忆说: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1959年,孙穗芳因母亲严蔼娟患心脏病,获批准前往香港探亲,1962年入读香港大学商业学系,孙穗芳于1963年嫁给届时的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后移居美国夏威夷。
在孙中山的孙辈中,唯有孙穗芳一人在中共的统治下受苦,正因为她亲身经历了共产党的恐怖统治,才会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孙穗华、妹妹孙穗芬的低调不同,她最知道国父孙中山的思想理念对中国人多么珍贵,她今生受的苦都是为了不屈不挠的宣传祖父的伟大思想。近年孙穗芳往来各地为其捐赠的国父铜像揭幕,并计划最终送出100座国父铜像。
孙穗芳说,在大陆“什么都可能发生”,单是她送的国父铜像,便有大陆城市曾将其破坏击碎并变卖。她还说,1981年到南京中山陵祭奠祖父时,发现墓顶的国民党徽消失,后在其强烈要求下,中共南京当局才同意修复;2011年5月再次造访,发现墓旁的“会议通则”石刻又被抹掉。
在辛亥革命百年、中华民国成立百年之际,孙穗芳透露10年前2001年江泽民当政时,以“辛亥革命90周年庆典”的名义,篡改国父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宣称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为此,孙穗芳愤怒指出,这是“删改历史”,并特别致函江泽民,表示抗议。
孙穗芳说,隔年2002年江泽民回复,表示愿意资助辛亥革命活动;2008年江又重提赞助,并指“1000万美元也可以给”,孙穗芳拒绝了腐蚀。
她说:“这些钱不好拿,拿了就不能自由宣传(辛亥)革命了,他们要修饰,但这是愚民,要洗去祖父办(辛亥)革命的形象,我办不到,这是扭曲历史基础。”
2011年国殇日,六四屠杀之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孙穗芳的祖父、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山寨了62年的非法政权已经危机到如此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