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骚乱警民冲突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近日援引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布的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十八万起抗议和骚乱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会动荡仍在加剧。
权力失衡、失控、而无有效的制约机制
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体事件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例如环境污染，劳资纠纷，通货膨胀，尤其是物价上涨，因为它直接冲击庶民赖以为系的食品价格。除此以外，还有强占土地问题。据中国社科院专家于建嵘说，中国农村地区65％的社会骚乱起因于“土地纠纷”。
诚如孙立平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茉莉花革命之后北京民众集会
面对中国的权力失衡、失控、而无有效的制约机制。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社会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楯。
他认为：“由于执政党的利益所在，他又对本来能够化解这些群体事件的机制，比如像宪政、法治、公民社会充满了畏惧。所以使得社会在冲突激增的情况下，缺少有效的机制而束手无策。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问题。清华大学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目前存在一种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状况。就是社会不管是作为公民个人的诉求表达，还是像公民组织起来的NGO的行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有多种途径，很难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化解冲突。这里也包括司法审判的不独立和很多情况下受地方政府的左右这样一些原因。”
社会矛盾较多，但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针对有社会学专家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李楯认为：“这个社会的耐受性确实很强，但是我们知道，不出大事情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一些矛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拖延的时间越长，将来解决起来就会越难，代价越高。现在，作为当政者缺乏这种积极改革的计划，而多为应付眼前局面，比如维稳的机构和大量维稳经费的支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
改革的共识基本破灭，关键是利益制约
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确实有点让人很无奈的感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本身应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骄傲奋进的时期，就像西德和日本战后三十年经济奇迹时期一样。可是我们民众却怨声载道，衣食住行全面岌岌可危，而且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全面溃败、道德沦丧的局面愈发严重，不仅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也已基本丧失。
就此，李楯坦言：“实际上，十七大以及后来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很多方法是清楚的，关键是缺乏具体的行动。为什么没有行动，关键是利益的制约。”
那么中国如何能战胜或摆脱这些利益集团的制约呢？究竟中国的改革出路何在？还有没有改革的可能性或可行性呢？
李楯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执政党、企业、以及民间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合力。但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对话，交流，进一步能够论争、辩驳，然后寻求共识的前景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