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1953～1954年59～60岁
斯大林继任者卖给毛的九十一个大型项目，连同斯大林从前答应的五十个，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称作“总路线”的中国工业化蓝图。鲜为人知的是，这些项目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毛的工业化实质上是“军事工业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长一点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反复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额完成”说速度是“灵魂”。为什么这么急呢？毛泽东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就变成军事大国，使他在全世界“说话有人听”。
毛快六十岁了。在谈起工业化时，他经常说到岁数生死问题。一次对中央警卫团战士讲话，他一边说：“大家努力干，用十五年时间实行工业化”，一边冷不丁地说：“孔夫子是七十三岁死的。”孔夫子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毛的紧迫感显然很强烈。
又一次，他讲到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超过英国时，他说他也有个五年计划：“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就表示过，他对身后名利完全不感兴趣。这种彻底唯物主义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五O年在莫斯科参观列宁墓，毛对随行人员说：列宁的遗体保存得很好只是为了他人，“从个人看，人一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保存遗体也就没有必要了。”
毛既不追求流芳千古，也不在乎遗臭万年，对他死后天塌地陷都不关心。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而且，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不像中国历代皇帝，不像蒋介石，毛泽东完全不在乎断子绝孙。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岸英既是长子，又是毛唯一头脑健全的儿子，可是岸英没有孩子，原因是岸英的妻子当时在上学，不想要孩子。毛泽东没有向岸英两口子表示过希望他们生孩子。
一九五三年，以军工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周恩来曾把计划草案呈报斯大林，斯大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数字看“一五”时期，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更大，以后越来越大。
而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全部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西方人长期以为毛时代的医疗免费，实际上，享受这类福利的只有城市里一部分人。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来说，除了治疗急性传染病以外，医疗从来不免费，而且普遍缺医少药。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周恩来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根据官方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尼总统苏加诺(Achmed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中国耕地只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却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土地宝贵到不能大量饲养牲口的国家，人民少有肉、奶制品吃。中国人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猪肉，主食是稻麦。这些食物向来匮乏，粮食传统上更是依赖进口。管经济的陈云说，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是靠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毛政权对农民的限制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毛统治下，城里人都怕下放农村。下放意味着全家、子子孙孙从此生存没有保障。毛利用这一惩罚手段使城里人听话。）
有一次，周恩来答应向东德出口大豆时说：“我们的人要是挨饿是在乡下，不像你们的人在城里。”意思是：中国挨饿的人外人看不见。
毛泽东一方面出口农产品，一方面却不向农业投资。一度管农业的邓子恢对部下说：“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靠农民的两个肩膀、一个屁股。”就是说靠农民的手工劳动和粪便。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复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专制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围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毛很清楚农民在饿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这种状况“年年乡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下出口食品，必然导致农民大批饿死。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他也想中国工业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缓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建立适当的经济基础。刘在高层反复讲了他的设想，强调“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毛时代就是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刘解释说：“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刘说：“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刘的看法是应该先满足这些要求。而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类具体的关心人民生活的话。
刘少奇比毛泽东小五岁，出生地离韶山只有几公里。他一九二一年去莫斯科，二十三岁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同学们说他深沉文静，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时间都花在学习俄文、看书、思考问题上，从来不闲聊天。不少女孩子被他吸引。刘认识毛是在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后，两人并非一见如故，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刘支持毛利用日本人打垮蒋介石、扩张共产党的主张，他们才成了同盟。毛在一九四三年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主要助手，一九四五年去重庆、一九四九年去苏联时，都依靠刘看家。
在毛网罗的人才中，刘的能力是最全面的。毛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兢兢业业地报答。他的秘书写道：“为了适应毛主席的没有任何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也逐步地使自己习惯了通宵达旦地工作。毛主席召集会议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上午，有时下午，有时晚上，有时凌晨。而且要求很急，秘书一通知就是“现在就来”。有时少奇同志的汽车还没到，毛主席的秘书就又来电话催。……有时少奇同志正在睡觉，我们叫醒他后，因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他总是显得很疲倦、很难受，这时，他连卫士泡好的浓茶也来不及喝一口，立刻驱车赶到毛主席的住处。”
最令毛宽心的是，刘守口如瓶，谨慎小心，没有取代他的野心。但是，中共掌权后，毛刘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焦点是中国到底是要不顾一切地搞军事工业，还是先发展民生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刘是毛的政策的头号执行人，毛得确保刘按照他的意旨办事。在多次对刘的观点表示不满之后，毛感到他得给刘点“颜色”看看，使刘能对他说一不二。毛的动作选择在斯大林死亡之际。在这之前，毛不想给在毛刘间制造嫌隙的大老板以可乘之机。
斯大林病危时，刘正患阑尾炎住院。毛对他封锁了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斯大林死后，中苏友好协会给苏方发唁电时，虽然刘是会长，但唁电却不署他的名字，而是刘手下人的名字。这在礼节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的追悼大会也没通知刘参加。
五月十九日，毛写给刘一封尖锐的信：“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毛还在“否则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写完以后，毛似乎觉得言犹未尽，立刻又写了一封(收信人加上周恩来、彭德怀)：“(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的声色俱厉在两人的关系中迄今为止很少见。
六月十五日，毛在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谴责刘的观点，不点名地指责他“右倾”。开会当天，中央警卫团把警卫中央常委的一批官兵突然调出中南海，调出北京城。之前，三月初毛开始给刘颜色看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就在逐个了解成员的情况。
政治局会议后，毛在几个场合打击同刘亲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财政部长薄一波，毛在全国财经会上搞了个“批薄射刘”。接着毛又亲自授意东北局组织部长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影射刘和所谓刘的人是叛徒内奸(因为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仅以这个罪名，刘少奇面临的就决不只是一个丢官的问题。
毛让刘在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突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毛向政治局宣布他要外出度假，由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日常工作。这等于说刘还是第二号人物，好比把已在悬崖边上就要掉下去的刘一把拉回生路。刘如释重负，马上按毛的意思挨个找中共领导层的人检讨自己，最紧张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毛达到了目的：他狠狠地惩罚了刘少奇，使他的总管对军事工业化纲领不敢再有二话。
毛整刘少奇的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他要用主管东北的高岗来取代刘。高岗全心全意拥护毛的总路线，为了刘少奇的观点同刘屡动干戈。毛示意他喜欢高岗，不喜欢刘，向高岗放风，他有意以高代刘。在毛的默许下，高把毛的话透露了出去。不少人以为高上刘下已成定局。
谁知，晴天一声霹雳，毛依然用的是刘少奇，反而清洗了高岗，给高安上“分裂党以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罪名。这是毛掌权以来第一次高层清洗，而清洗对象又完全出人意料。达赖喇嘛那时正到北京，随行人员对他说这是个凶兆。我们在四十五年后见到达赖喇嘛时，他想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高岗问题。
毛早就有了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刘，然后利用高打刘这一点，来清洗高。高岗的倒楣可以说是祸从口出。他是“东北王”，经常跟苏联人打交道，他同苏联人说话没什么忌讳，甚至把中共政治局内的争论也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科瓦廖夫，说政治局内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毛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把科瓦廖夫根据高岗谈话写的报告交给毛。高岗还对其他苏联人说刘少奇对资产阶级太软弱，抱怨周恩来，说他跟周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过“严重争执”。
高岗是个不拘小节、口没遮拦的人。早在十年前，到延安去的一对英国夫妇就留意到：“在我们访问过的共产党人中，高岗是最不谨慎的。”当时根本没人知道高岗是何方神圣，这对夫妇特别提到他，显然对高岗这一特点印象极深。
对毛泽东来说，跟外人谈论中共领导圈内的事是不可容忍的，特别是还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清洗高岗对人们是个警告：对苏联人，他们的口闭得越紧越好。毛搞军事工业化全仗苏联，跟苏联人将有很多来往，中国人一来二去放松了，可能像高岗一样真跟苏联人建立起“兄弟关系”。这对毛的权力是一种潜在威胁。在巩固权力这个问题上，毛总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防患末然，未雨绸缪。毛怕中国人跟苏联人亲近，但又不能阻止他们来往，只能在中国人脑子里设一道坚固的障碍，把他们跟苏联人无形地隔开。
不久，毛利用高岗一事要全体中共高干交代他们同苏联人的一切关系：“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什么叫“情报”？毛故意不说清楚，人们为了保险起见，干脆什么话也不跟苏联人说。
毛派周恩来在打倒高岗的会议上做主要攻击人，自己不出场。一九五四年二月周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高岗没想到毛会这样设圈套陷害他，他伤心、失望，在二月十七日触电自杀，但没死成。这一绝望的企图带给他更多的声讨。周恩来说这是“叛变党的行为”表现了高“仇恨党、仇恨同志”，高必须“沉痛认罪，彻底交代”，“必须长期加以管教。”高被关在家里，六个月后，他偷偷存够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共产党世界里，要收拾某人最好说他有个“反党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单干。于是毛给高岗拈来个同伙：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说他们是“高饶联盟”。其实高、饶二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毛搞饶漱石的原因与饶从前在中共情报机构里任要职，一度主管对美情报有关。军事工业化的推出，使毛需要跟海外打交道。从饶开头，毛对跟海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共情报网进行了一场“大扫除”，把他不信任的情报人员全部抓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汉年。饶漱石成为中共高层中罕有的“关死犯”，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狱中。
敲响高岗丧钟的两天之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红光满面地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他比平时多喝了葡萄酒，吃了长寿面，还一反不吃水果的习惯，吃了寿桃。他边吃边听喜爱的京剧录音，在大腿上打着拍子跟着哼哼。在座人看得出，毛的情绪异常的好。怎么能不好呢？斯大林死了，军工项目到手了，刘少奇驯服了，高岗清洗了。
第二天，他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进门就叫准备打麻将。三十二年前，开完中共“一大”，他曾来过这里。那时，他是个穷教员，旅费还是俄国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身分旧地重访。一座建于十九世纪末的面湖背山的别墅“水竹居”被选为他的下榻处。庄园周围的园林山峦，包括康有为的住宅康庄，共同为毛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亩的大庄园。园子里小桥流水，荷塘竹亭，棕榈树为江南山水点缀著热带颜色，整个西湖尽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后的山中。
庄园的主房是一幢岭南特色加海外风光的精致楼阁，里面的一根根梁、一条条柱、一扇扇门、一堵堵窗，都经过主人精心挑选，千里迢迢运来，甚至来自海外。可是毛只有住在钢筋水泥的库房般的毛式房子里，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园”上的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爱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细雨蒙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毛闻香吟诗，跟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笑。摄影师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绪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泽东在阳光下笑逐颜开。
不久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给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点钟通常酣睡的时候起床观雪景。冬去春来，一次出游，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递给毛，没人知道花叫什么名字，毛说：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里，毛看见远处一座草房著了火，房子里的人只来得及抱出几件行李，无能为力地看着火焰把家烧光。侯波回忆道：
“哎呀，着火了！”我惊叫着。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咦，着火还好，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好像没听见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是《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毛不光是在念诗句，他也在抒发喜欢毁灭的一面，年轻时他就对毁灭心向往之。
看着草房被烧掉，毛说：“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统治下，农民盖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里，除了给有特权的人盖公寓，给工厂建宿舍，几乎没有给老百姓盖什么房子。
掌权四年多了，毛才着手修“宪法”。草案上说国家“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在“全体公民”旁画了两条竖线，写道：
“什么是公民？”
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叫“毛泽东法”，毛否决了。宪法对毛如同废纸一张，他不久干脆就把它扔进废纸篓里。
又一天，毛进了一座山上的寺庙，里面为他的安全“清了场”，只有一个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旁边摆著竹签筒，毛叫侯波给他抽支签。侯波抱起木筒摇了摇抽出一支，然后按签上的号码在壁橱里找出签诗，上面写著：“家里家外不安宁。”这样的签诗自然不便给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张吉利的签诗给毛送过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签把毛的状况一语道中。江青几天后带著女儿李讷来杭州跟毛过春节团圆，但不久就哭泣着要了架飞机离开了。杭州是出丽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马，应接不暇。此后毛来杭州四十一次，一半为的是“美人”。毛喜欢单纯天真的少女。
毛对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大夫阿洛夫就给他看过跟江青“性方面问题”的病。后来，江青生了严重的妇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爱的兴趣。江青曾长时间在苏联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于她在雅尔达住过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尔达密会期间也住过)的前房主，刺杀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无所顾忌的寻花问柳使江青实在难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场边，后来新添了个“休息室”，放上张床。跳舞中毛把一个或几个女孩子带进去“玩儿”。休息室隔音，外面听不见里面的声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干些什么，谁也清楚。在众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在中南海的湖边流泪，毛的大夫李志绥经过那里，吃了一惊。她控制住自己，对李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斯大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寂寞，抑郁使江青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人也越来越难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气发泄在身边工作人员身上，张口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个春天，毛的家内不安宁，家外呢，刘少奇心力交瘁，高岗欲死不能。全国上下，随著军事工业化的起步，从农民口中夺粮的风暴就要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