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13日刑满出狱下午回到广州家中，身体虚弱*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9月13日五年刑满，当天上午九点走出广东梅州监狱乘长途汽车，下午四点十五分回到广州家中。他的姐姐和哥哥前一天专程从老家湖北赶到郭飞雄广州家中等候迎接。
他的姐姐杨茂平说：“到了到了，我刚刚跟他一起进家门的。”
我与刚进家门的郭飞雄通了电话：“你好！杨茂东，现在你身体情况怎样？”
郭飞雄：“我身体。。。还可以吧。”
记者：“有没有落下什么伤？”
郭飞雄：“这个，后边再慢慢说吧。我这两天得休息一下。（监狱）里面的身体、营养状况是跟外边没法比的。另外，需要等我哥哥姐姐明天从广州走了以后，我再跟外界联系。身体状况极度虚弱，等缓过劲来，明天后天再跟朋友联系。”
*郭飞雄与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作家、法律工作者。曾经参与2005年广东太石村维权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等维权活动。郭飞雄曾多次被警方关押、殴打，他也曾几度绝食抗争，最长达五十多天。郭飞雄与其他十三位维权法律工作者一起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
郭飞雄于2006年9月被拘捕，此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在被秘密押送沈阳期间，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因不堪侮辱与酷刑，曾撞向玻璃自杀未遂。
2007年11月郭飞雄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 此案涉及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此事前几年已经处理过，并且已罚没十万元人民币。
*家人被株连，妻儿逃离中国*
因为郭飞雄参加维权活动和被判刑，家人也先后受到株连。先是他的妻子张青失去工作，后来儿子被当局阻拦不能入小学失学一年，女儿入初中受到控制。家中银行账户被冻结，法院强行提走家中的存款，每个存折上仅仅留下十元左右余额。2009年初，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携儿女逃离中国，4月到达美国。同年11月获得美国政治庇护。
*张青：感谢朋友们帮助！回想这个用酷刑非法手段制造的冤案*
得知郭飞雄出狱回到家，张青与他通了越洋电话。
现在美国的张青说：“我现在知道杨茂东已经回家了，并且我也跟他通了电话。感谢这么几年来外界朋友的帮助！非常感谢！”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此刻的心情和感受？”
张青：“这个刑满出狱，必然让我想到他为什么进监狱，怎样制造的这个冤案。其实刑满出狱这个日子，在我来说是很复杂的感觉。必然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包括他所受的酷刑。记得以前警察非常多次的去我们家里，谈论关于他的案子。我当时跟他们讲‘你们没有证据，完全是凭空制造一个冤案，往下走，只能靠谎言走下去’。当时希望他们尊重事实放人。他们没有放，把杨茂东送到沈阳去，然后就说他们有证据了。就是用酷刑制造的这个冤案。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必然想到整个案件的整个经过，心情就是把这些事都回想起来。”
*张青：对于未来，我会完全尊重杨茂东的选择*
记者：“五年后的今天郭飞雄先生刑满出狱，您现在已经在美国了，这个家庭五年没有团圆。儿子女儿在国内时有没有去过监狱探视？”
张青：“没有。儿子失学那一年，没有地方可以放他，所以探视时我就把儿子带去了，但是我没让他见他爸爸，只是在外面等。”
记者：“现在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想法吗？”
张青：“我会完全尊重杨茂东的选择。”
*杨茂平：感谢关心杨茂东的人！但我不知未来啥样，很忧虑*
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与弟弟见面后说：“感谢！我感谢好多关心杨茂东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未来是啥样的，现在我对未来很忧虑，所以也不敢说什么。”
*郭飞雄：感谢帮助！中国民主自由有望。我不会更激进，也不会更软弱*
刚刚回到家的郭飞雄说：“其实我有话讲的。第一就是我要对五年来。。。和六、七年来所有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帮助、对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作出支持的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帮助！第二句话，我还是以前那个我。我认为中国未来民主自由的希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朗。第三是，我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变得更加激进，也不会因为这个经历，变得更加软弱。”
以上是我在郭飞雄先生出狱的当天，9月13日所做的采访报道。
（交响乐“行星组曲”片段）
*回放节目之一看今朝，问听众看官，何感？何叹？*
关于郭飞雄先生和郭飞雄案，在过去几年里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国民间维权纪事”中的第五集“维权人士郭飞雄”专题里有详细的追踪报道。
今天选播其中的两段，作为点滴的回顾。
回放前的说明：
先请听郭飞雄被拘捕前一个月，2006年8月12日播出的节目，题目是“郭飞雄第三次被警方殴打，法律工作者就此发表谈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下这段五年前播出的节目里接受采访的高智晟律师，在节目播出后第三天被警方从山东姐姐家罩黑头套绑架失踪，之后被逮捕判刑。其后，在缓刑期间又几度被失踪、被酷刑。至今再次失踪一年零五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其他两位受访者，滕彪和范亚峰二位法学博士，分别于几个月前被酷刑噤声。
下面请听2006年8月12日播出的节目片段
郭飞雄第三次被警方殴打——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8月9日晚上，在从广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遭到警方殴打，第二天下午被押送回广州家中。这是继今年2月3日和3月20日之后，郭飞雄先生第三次被警方殴打。
被殴打以后，刚刚回到家中的郭飞雄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
主持人：“请问您现在受伤的情况怎么样？”
郭飞雄：“可能脸上破相了。”
主持人：“请您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郭飞雄：“本来我到武汉没有人跟踪了。我在楼下，他们有的时候来跟踪，有的时候不来跟踪。我本以为我现在的处境已经缓和很多了，但是绝没有想到他们突然不仅来了一下，而且来了一下非常残忍的、超出了任何高度冲突时期的。
昨天下午五点零四分的时候，我乘T98 由广州东站开往北京西站的火车。我坐的是二车厢105座。票是在一个售票点买的。
车走了大约四个小时，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快到韶关站的时候，突然乘警来了，要检查我的车票。所有人的都不检查，就检查我的。我的车票给他一看以后，他就说‘你这个车票有问题，跟我到列车长那儿去说’。跟在我身边、坐在我附近的有六个秘密警察一直跟着我。他们前边不断跟外面打电话，坐在火车上一路走，一路不断在联系。
这个时候我就说‘我的车票肯定没有问题，这是正式售票点买的’。我说‘你把你的警官证拿出来’。他当时只要把警察证拿出来，我就跟他走了。我这句话刚说完，他就上来打我，然后六、七个警察依次上来。打人的人不是跟踪的人，打人的人全是铁路乘警和韶关站的警察，这次打得比较重。”
主持人：“这时候车在什么地方？”
郭飞雄：“车停在韶关火车站，刚停下来他们就这样作了，打得非常凶。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们，他们说我是法轮功。就是法轮功也不应该这样打。”
主持人：“都伤到什么地方？”
郭飞雄：“额头被打掉一块皮，有酒瓶盖那么大的一个缺口，现在鼓得很厉害。如果长不好，可能就毁容了吧。把我从半空中朝地下推的时候，把我两手反剪在后面，结果胸膛撞在地板上‘喀嚓’一下，我惨叫了一声，肺部到现在还是疼痛的。”
主持人：“您后来有没有去医院？”
郭飞雄：“因为我现在经济比较困难，我和我太太的工作都被警察破坏了。现在不准我就业，不准我太太就业，家里基本上要处在一种‘弹尽粮绝’的地步了。检查（身体）一次两、三百块钱。脸上的东西拍个照片就够了。打头，打身体，身上打了好几处伤，而整个过程中间我没有反抗，也没有说什么不妥当的话，他们上来就打，并且下手特别重。
打完以后，我就觉得不能让老百姓看到以为我真是个造假火车票的人，所以我还喊了一句，好让人们传给以后的人。我说‘我是为了政治，他们这些人是警察，是秘密警察跟踪我的！推动民主无罪！’只喊了这几句。”
主持人：“您喊完之后他们打的。。。”
郭飞雄：“喊完之后还是打啊，一路走一路打，并且用我的皮带把我反剪在后面绑住了。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没有讲任何理由，也不掏出他的警官证，就把人绑起来了，一路绑一路打。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把我嘴巴捂住了。打得我脑袋火冒金星，后来就押到韶关铁路派出所里面。
过了一个小时，把我从铁路派出所带到了韶关曲江一个秘密宾馆的地方关押。整个过程中间都没有问我火车票的事。火车票被他们收走了，我的手机被他们拿走了。”
主持人：“现在你的手机在吗？”
郭飞雄：“没有啊，眼镜也被他们拿走了。要求归还，不给。”
主持人：“殴打进行了多长时间？”
郭飞雄：“在车上打了有三、四分钟。”
主持人：“打的时候，周围围观的、车上乘客有多少？”
郭飞雄：“几百人都看着的，都不敢说话，因为来了十几个警察。中国人看到警察，都个个是害怕的嘛。”
主持人：“火车就一直停在韶关站上吗？”
郭飞雄：“对对。然后下了火车以后，只有十几米远，虽然打，但是打的就少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打我。
他们不准我到北京去，为什么不准我到北京去？另外，你不准我到北京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打人呢？你只要出示警官证，我就跟你走了嘛！”
主持人：“发生这个事情的确切时间是。。。”
郭飞雄：“昨天晚上九点钟。”
主持人：“被送回家是今天。。。”
郭飞雄：“下午大概是三、四点钟到的家。这十八个小时我一直是处在绝食绝水状态，关押到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主持人：“对于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件事情，您是怎么分析的？”
郭飞雄：“打我这个事情绝非偶然。他们冒充中央说北京不欢迎我。最近到底有什么事情使得他们必须要阻挠我到北京，或者要打我？问来问去，最后的结果，我分析可能跟太石村有关系。我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个（动议罢免村主任第一次受重挫）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打电话问了太石村，他们说有一个叫作什么聚餐会，计划在8月16日，但早就取消掉了。”
主持人：“您再次被暴力殴打，心里怎么想？”
郭飞雄：“我就决定从这个事情开始反击，尽我的全力进行反击。‘事不过三’，打我已经打到第三次了，已经够了！再退的话，人都没有活路了。所以，我现在准备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起诉铁道部和这些警察，然后对前面两次打人的凶手都要起诉。
我知道这个起诉非常艰难。”
主持人：“当时他们佩戴的号码您有没有记下来？”
郭飞雄：“这次很幸运都记住了。打的最凶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T98次列车上的乘警，一辆列车只有两个乘警，是哪个乘警肯定找得到的，是我起诉的对象。还有两个韶关火车站铁路派出所的警察。这两个人的警号一个是091522，一个是091485。这两个人。。。凭着他的警号也可以找到他的真实姓名。这次是一定要追究到底，并且尽最大的努力。
（火车过）韶关站再往前走一、二十分钟就出广东了。这次打人的指挥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几个人了。一部分是番禺区的警察，其中有一个是预审科的，曾经在看守所的时候预审过我的。他背后还有人安排，其中有一个就是经常在我楼下逛的广州市国保大队的周警官。。。
这些人都要追查到他们的姓名，要起诉。就是不受理的话，现在发动社会上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接下来的三、五年帮忙举报；警察系统内部有良知的人帮忙匿名把他们的情况讲出来。从现在开始，要搜罗他们的名单，然后一直追究下去。”
（音乐：“众人信号曲”片段）
高智晟律师：你们拥有国家政权，就找不到任何暴力之外的其它解决方式吗？——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高智晟律师， 是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一年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他现在正在山东省看望病危的亲人。
高智晟律师听到郭飞雄再次被暴力殴打的消息之后说：“郭飞雄被打，我们在此感到了一种悲哀，为施暴者感到悲哀——你们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拥有国家政权，你们就找不到任何暴力之外的其它的解决方式吗？
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就不能用语言来沟通？就使用暴力？
问题是，这样的歇斯底里，这样的野蛮和无底线的暴行，能给你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吗？你们今天的危机、今天的不安，不就是这样的暴行带来的吗？
另外一方面，郭飞雄这样的人，是靠打压能够使他收敛和屈服的吗？去年在监狱里面五十九天的绝食，不印证了这些早已是突破死亡的。。。持这样价值的一些个体，他怕你野蛮打压吗？”
郭飞雄原本是准备低调一点，结果这次打压，他刚才说他决心全身心的再次投入和这些恶势力进行抗争当中去。”
我也顺便请问高智晟律师目前处境怎麽样。
他说：“前天我到外甥那儿去，路途上始终有一辆车，我们（的车）无论跑多少速度它都和我们保持两、三米距离，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车号是鲁BZ0243 ，近距离跟踪我。我到了外甥家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把我外甥家的电给掐断了。”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间？”
高智晟：“大概是8月8日下午四点多吧。当天晚上，我外甥住的整个那一栋楼供居民做饭的‘液化气’全部被掐断，还有我外甥家的电话被掐断。
他们煞有介事在楼下守了二十多个人，导致我第二天走的时候大概前后左右不低于一百人的当地居民探头探脑赶出来看我。看这二、三十名特务包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滕彪博士：把维权作为打击对象，完全和现代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在北京的法学博士、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滕彪先生得知郭飞雄又被暴力殴打后说：“我觉得现在对于维权人士、普通公民，用非法律的这种暴力已经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出来关注这种非常不好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维权还是应该要继续下去，还得坚持非暴力的、法制的原则。”
主持人：“有消息说，中国当局把维权人士与法轮功、宗教等六方面人士列为‘六大打击对象’，您在国内有没有听到这一消息？”
滕彪：“把维权作为打击对象，这个说法从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就有。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还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把某一些人或某一类人列为‘阶级敌人’。我觉得现在政府讲‘依法治国’，讲‘和谐社会’，这种敌我斗争的观念，完全和现代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主持人：“您和您周围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现在处境怎么样？”
滕彪：“我个人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还是原来的那些压力。但是，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被软禁、被跟踪的情况好像比较明显。”
范亚峰博士：有关部门在暴力的滥用上沿着一条危险的路越走越远——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得知郭飞雄先生再一次遭到暴力殴打后说：“我认为，用暴力来对待维权人士，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最近，高智晟、郭飞雄相继受到殴打，而且动手非常凶，这个信号不是一件好事情。应该说，这说明有关部门在暴力的滥用上在沿着一条危险的路越走越远。当然，这也是一个征兆，说明整个大陆的法制民主的转型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出意外的话，这样一种频繁动用暴力的方式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推动维权运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更大的规模，甚至向着前不久高智晟律师所讲的四个趋势，就是‘街头化’、‘政治化’、‘规模化’、‘组织化’迅速发展。
郭飞雄他在大陆应该说为老百姓、为普通人所作的一些维权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普通人和整个维权界的尊重和爱护，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事情还是要自己来做。
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方式，改正一下工作方式。否则的话，伤害到的是长远的利益。
对这些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说，对他们未来的前途，也会留下很不利的影响。我想，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回放节目之二看今朝，亦问听众看官，何感？何叹？*
接下来要回放的是2007年6月2日播出节目的片段，题目是“郭飞雄见律师自述遭酷刑逼供，法学家谈酷刑、法制与维权。”
下面请听2007年6月2日播出的节目片段
在2007年5月29日的“亚太报道”节目中，我采访报道了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太太张青转述郭飞雄28日在看守所会见胡啸律师，自诉遭受酷刑逼供，要求紧急向中央举报的消息。
胡啸律师：郭飞雄肯定看守所一些文明对待，也谈受酷刑逼供不能容忍——
张青接受采访的时候，胡啸律师正乘飞机在返回北京途中，第二天胡啸律师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证实了张青转述的郭飞雄自述，同时也作了些进一步说明。
胡啸律师说：“郭飞雄一方面反复强调要肯定辽宁省看守所以及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对他的一些文明对待，但同时又说，在辽宁省看守所（被带到秘密地点）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用高压电棒电击男性生殖器等情况是他不能容忍的，也是要坚持抗争到底的。”
郭飞雄的家人：严重刑讯逼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向最高当局举报——
郭飞雄被转押沈阳之前，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他在会见律师的时候曾经自述，在此被连续审讯七天七夜，被殴打、刑讯逼供，还曾经被双手双脚绑在木板床上四十天。
郭飞雄的家人6月1日再次接受我的采访，表达他们的心情，并且说已经着手准备向中央举报。
张青说：“5月28日，律师会见以后，胡啸律师就告诉我这些情况――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使用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都不能承受的一种方式，用电棍击打男性生殖器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气愤的。
我们作为家属，准备把这件事情向中央举报，可能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出来。”
郭飞雄的姐姐、现在湖北省的医生杨茂平说：“我们要向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控告。因为这太残忍了，那像扒皮一样的痛苦。对我们杨茂东，他们这是做到底了，陷害到底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杨茂东到底跟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常不理解的，真是无法无天了！”
杨茂平回忆警官上门所说，看法律程序只是过场——
杨茂平回忆2月份警察方上门对她讲的话：“杨茂东说他在2月12日被打，2月13日他自杀（未遂）。春节前，辽宁省警方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姓杨，跟我说‘我们现在是为了挽救杨茂东’，他都扯到政治的事件。他说‘太石村他（杨茂东）扯什么，他算老几？有他什么事啊？他如果说得好，我们可以不判，或者轻判，如果说得不好，可以说‘两万册’，‘五万册’，‘六万册’，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虚判，也可以判他五到八年’。他要叫我劝杨茂东写一些悔过，我当时说‘杨茂东有什么东西要悔过呢？’
他是警官，他是公安局的，他有什么权力说判几年，不判几年？走法律程序，只是一个过场。”
滕彪博士：《刑法》禁止酷刑，中国酷刑逼普遍，相关人员可能构成刑讯逼供犯罪——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滕彪律师说：“我看到了郭飞雄遭受酷刑的相关报道。我觉得这种酷刑是非常残酷的，也是中国《刑法》明确禁止的。我觉得相关的一些人员可能构成了刑讯逼供犯罪。
在我参与过的一些刑事案件当中，我发现这种酷刑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有一些我介入的死刑的案件，也是一些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把一些完全无罪的人给安上死刑的罪名，在中国也不是个别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要想减少酷刑，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主持人：“像现在这种情况，法律上规定有什么途径能够向有关方面，比方起诉啊，有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规定？”
滕彪：“刑讯逼供是属于违反《刑法》的犯罪，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但是，由于这些酷刑本身就是这些办案机关他们自己施加的，所以，在实践当中，来自于受害人，或者普通公民的这种报案，往往也没有什么结果。只能靠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揭露出来的这些案件，或者受到处理的官员，往往都是因为各种偶然的原因，或者是政治斗争的原因，才得到处理。”
滕彪博士：法庭使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
主持人：“一般在开庭之前，如果发现现有的口供，或者被叫作‘证据’的材料里，有刑讯逼供因素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证据’和即将开庭的庭上来使用这些所谓‘证据’材料？”
滕彪：“在实践当中，刑讯逼供得到的这些‘证据’，在法庭上，还是没有加以排除。即使参与刑讯逼供的这些办案人员受到了处分，或者受到了法律的追究，他们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往往被法官加以使用。
因为中国没有法官独立的制度，所以这些案件往往在开庭之前就定了结果。所以，这些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可能仍然被加以使用。”
滕彪博士：需立《刑事证据法》缓解酷刑；根本改变酷刑须整个司法体系大变革 ——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阶段，作为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您觉得有什么可做的事情能够使您上面所说的这种状况终结？”
滕彪：“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说，召开一些研讨会，关于‘律师在场权’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预审的时候，应该有律师在场，给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我们也有一些律师、学者在着手进行《刑事证据法》的起草，或者立法建议。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刑事证据规则’，如果这个‘刑事证据规则’能够公布，并且付诸实施的话，对于酷刑的现象可能也会有所缓解。
总体说来，还需要整个的司法体系的大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滕彪博士：中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无视现实酷刑，等于欺骗国际社会，默许怂恿酷刑——
滕彪博士说：“关于酷刑的问题，从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正式签署、并且批准了联合国的《反酷刑公约》。按照这个公约的要求，中国每隔几年就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履行《反酷刑公约》相关义务的报告。
但是，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提交这些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中国现实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等于是在欺骗国际社会。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郭飞雄遭受到这个酷刑也不是偶然的。整个的这个体制一直是在默许，甚至怂恿这些酷刑的存在。”
范亚峰博士：“法治”建设与“人治”酷刑传统的斗争——
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体现了中国走向法治，在法制建设过程当中非常艰苦的挣扎。在郭飞雄先生的身上体现出这种‘法治’和这种极为漫长的‘人治’的酷刑传统的斗争。
应该说，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既有检察院系统对于法律程序的捍卫，两次退回补充侦察，也有一些执法部门，像现在所申述的酷刑的运用。
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出来两种规则模式之间，在过渡当中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冲突和斗争。这对于维权人士来讲，意味着有志于推进中国的法治进步、民主建设的维权行动人士，为此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承担更多的牺牲。”
以上接受采访的二位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和滕彪先生不知有没有想到，在三年多之后，他们自己也先后遭受酷刑，被噤声，直到今天没有言论自由。
在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一听9月13日郭飞雄五年刑满出狱回到广州家中，刚进家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所说的一段话：
郭飞雄：“我有话讲的。第一就是我要对五年来。。。和六、七年来所有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帮助、对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作出支持的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帮助！第二句话，我还是以前那个我。我认为中国未来民主自由的希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朗。第三是，我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经历变得更加激进，也不会因为这个经历，变得更加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