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高达六英尺的围栏后面种植的各种有机蔬菜。(Barbara Demick,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17, 2011)
一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68岁的李秀清（音译）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顺义区，家就住在农场的马路对面，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据他描述，这个农场专门为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
农场的大门上一直挂着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一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最上等的食品公司从不做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限量生产的那些优质产品实际上是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食堂等地方的相关精英阶层食用的，他们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大使馆的官员等。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却受到了各种污染，吃得越来越不健康。肉里胆固醇超标，池塘里养的鱼是用避孕药催生的，牛奶更危险，为了让蛋白质含量达到标准，竟然在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有害添加剂。
在国有食品企业工作并发表过专著的高志勇（音译）直言，政府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吃得健康不健康，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都是吃特供食品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撰写的《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特别的食品采购部门，该部门直属于国家安全机构，旨在向国家领导人供应和检验食品。其次，供应给中央和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食品也在质量和数量上被分为25个等级。
而现今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安全健康的食品的数量越来越有限，这些现状同样助长了整个为精英阶层特供食品的体系。
来自美国人权观察香港办公室的PhelimKine指出，我们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能吃到那些安全可靠无污染的食物的，只有那些享受特供的政府官员们。
在北京，特供农场一般选址都在机场附近，那儿有钱的外籍人士非常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那儿属于北京的西北片，远离中心城市人多车堵的环境还有其排出的各种废气污染。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特供给毛泽东私人厨房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务院有其专门的食品供应部门，哪怕只是一只咸鸭蛋，也是特供产品。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一些有机农场主称，当他们将产量有限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也往往受到各方阻力。
延庆的一家有机乳品厂的老板王詹立（音译）说：“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向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觉得让普罗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他的乳品厂是2006年拿到有机认证书的。
王詹立的奶制品厂取名绿色小院（Green Yard），其制作技术是从荷兰引进的。奶牛吃的草是不用农药的，工人们在无菌仓房里为奶牛挤奶，她们带着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不太像女工，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使用这种有机喂养方法，这些奶牛的产奶量只有普通奶牛的一半，这些牛奶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2008年爆出了三聚氰胺丑闻，毒奶粉导致六名婴儿致死，三十多万人受感染的新闻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有机乳品更成紧俏货。该乳品企业的经理说，其三分之二的产品是供应给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外交人员以及国际学校的。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产品进入少数涉外超市或健康食品商店售卖，标价是普通牛奶的近三倍。
“绿色小院”的总经理侯学军说：“我们国家不像瑞士，我们国家人口太庞大，要想每个人都吃到有机食品是不现实的。”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一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一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一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进一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一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海关总署发言人冯丽静说：“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能有一个固定的蔬菜供应商，其次，现在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签了这个期约，我们可以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蔬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几十件令人作呕的食品安全丑闻。上个月，中国西部地区又有11人由于食用了添加了防冻剂的醋而死亡。每一件新的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都迅速提升了公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度。
尽管有机食品商店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见，但是价格非常高。一些中国家庭非常渴望以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到干净的食物，他们开始寻找属于他们的特供渠道，即形成一个家庭合作机制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
一个北京的家庭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样解释说：“首先，有机食品的供应量是相当有限的。其次，并非每一个农民都懂得如何进行有机种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建一座农场的费用也太高昂，是很难承受的。”这位负责人去年组建了一个由一百个家庭组成的合作社从农户手里直接购买食品。
刘女士是一位四岁女孩的母亲，经过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的事件后，她认为：“你虽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所谓的有机食品，但是我对这些产品也不太信任，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假货。”
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已经明令禁止运动员食用猪肉，因为双氯醇胺（clenbuterol）这种常见但是非法的类固醇常常被用来饲养猪，而吃了这样的猪肉后，往往无法通过药检。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去年被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原因是药检不合格。不过这则禁令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又被取消了，因为她说她从未注射过双氯醇胺。
柔道教练吴伟峰说：“现在我们会对食品进行预检，我们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我们只从那些经过政府审批的有机农场采购猪肉。”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