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网上读到不少文章，讨论新出的一部国产故事片《钢的琴》。几天前，我在网上找到了这部影片的完整视频，看了一遍。
《钢的琴》的主人公叫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企业改制之后，他和同在一个厂的妻子双双下岗。因为会拉手风琴，他和几个同样下岗的伙计搭了个草台班子，为婚丧嫁娶吹拉弹唱赚些辛苦钱，妻子不肯跟着受穷，和一个会赚钱卖假药的人走了。两人展开离婚大战，没什么财产可分，争夺的是女儿的抚养权。女儿正上小学，特别爱弹钢琴，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陈桂林无处借钱，偷琴又被人抓住，最后回到已经破败的车间，和老伙计们一起，用废弃的钢铁给女儿造了一架“钢的琴”。
电影以轻快幽默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虽然有些情节略嫌夸张，但是内容却紧贴现实。影评界齐声叫好；先后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几天前又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只是这部影片叫好不叫座。有人解释说，正因为老百姓在现实中饱尝这种艰辛，谁还愿意花钱到电影院买难受啊。这部影片被归类为“温情喜剧”，但实际上，观众看下来很难不感到压抑和沉重。
早先，还有一部讲下岗工人的影片《二十四城记》。这部影片是纪录片，讲的是成都420厂的故事。我是成都人，我当年就读的成都十九中离这个420厂不远。我发现导演采访的一个人是我一位同学的女儿。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推行国企改革，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使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昔日的“领导阶级”顿时堕入社会底层。由于中国缺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多下岗工人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当时，有学者和官员提出应该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画，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但是这一计画未能通过。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条理由看上去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仅仅属于国企职工，因此只给国企职工落实社会保障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我们又都知道，过去中国实行的是铁饭碗下的低工资制，还不准职工自己创业，这等于是强制大家买下了终身高额保险；因此当工人被迫下岗后，政府理当偿付这笔保险。至于说到国有资产流失，十几年来，中国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只是他们没有流到民众的手里，都流到了官员的荷包里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承认要改革就免不了要付代价，问题是代价应该由谁来付？计划经济不是工人自己搞起来的，而是共产党强力推行的，因此，要付代价，首先该由共产党来付；要下岗，首先该让共产党下岗。
十年前，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写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引起很大争议。按说，章家敦在书中列举的事实和统计数字都没什么错，何以其预言落空？
问题在于，单单是经济上的困难不可能使一个政权崩溃，除非它激起了强大的政治抗议。章家敦的错误在于，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社会爆发强大抗议活动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镇压抗议活动的残暴性。
按理说，在一个把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的国家，一下子有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换成别的共产国家，早就闹得天翻地覆了。《狂热份子》（The True Believer）一书的作者霍佛尔（Eric Hoffer）告诉我们，最富有反抗精神的是新穷人，因为他们的反差最大，失落感最强，最不服气。更何况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国企工人还是领导阶级，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说，他们的反抗在理论上是最正统的最正当的，因而也是当局最找不出理由镇压的。事实上，在中国也发生过少量的工人抗议活动，但很快就遭到政府的野蛮镇压；大部分工人之所以没有参加到反抗队伍中来，那是因为他们预先就估计到这种结局，故而畏缩不前逆来顺受。
不消说，导致这一切的关键是六四。没有六四，民众不会这般恐惧这般怯懦，政府也不敢如此赤膊上阵如此野蛮。无论是故事片《钢的琴》还是纪录片《二十四城记》都没有涉及到这个政治背景，两部影片中的工人都是只有哀怨没有愤慨没有反抗。我们可以原谅编导的这种回避，但不能不指出影片的这一严重缺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