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自小离开父母兄弟的缘故吧，从入学开始，我就得到很多老师的关爱。裴老师是最后一位对我栽培最多，影响最大的老师。离开学校后，我与你保持联系近二十年，却在八十年代中断了通信。
遇到杨老师我想到了你
在华盛顿DC纪念碑广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年的纪念活动在进行中。场外法轮功学员对路人讲真相，劝三退。一对从保定来的母女与法轮功学员谈得很融洽。女儿指着妈妈说：“她退了，在出国前退的。”于是妈妈讲了她的故事：出国前，我遇到女儿小时候的同学的妈妈。她对我说：“杨老师，有要紧的事跟你讲。”她把我拉到僻静的地方，讲了退党大潮的事，把我劝退了。我们那里法轮功学员可多呢！我单位有个学员在办公室看《转法轮》。我建议她把书打字，一页一页拿出来读，就不会引人注意了。学员很高兴，谢谢我，说我给她的主意好。
杨老师还讲了另一个学员尽管降了官位，撤了公职，被抓、被关了，还坚持修炼的故事。看着这一对神采奕奕的杨老师母女，裴老师，我想到了你。老师，你是否跟杨老师一样，远离了中共？在中华民族的良心自救的洪流中，你起着什么作用？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信
毕业分配后，我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工作，然后在自己的出生地香港生活了数年，最后在美国定居。近二十年，我与老师谈生活、谈工作，没有谈及社会问题。直到在美国生活数年后，在信中，我谈到美国社会制度的好，我满意自己的生活，并说对今后的生活，我无后顾之忧。
老师在回信中，给我上了一堂很严肃的政治课。强调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有针对地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祖国生活才无后顾之忧。老师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极端排斥的态度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当我踏上美国的土地，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纯朴的国度。我没有忘记在大陆，自己嘴里讲的，心里想的都是反美的。虽然是国内教育强制灌输的，但我仍感到内疚。过去说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现在自己要在这里求生。我刻意地少接触华人社区，去发现美国各种人的真实生活。我向老师介绍的美国社会好的方面，不是任何人灌输给我的，是我的亲身生活体验。老师居然深拒固闭，不能脱下有色眼镜去看一下真实世界。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全体老师排列成大方块，在操场上“游行”。当我一眼看到裴老师，我跑进空荡荡的教学大楼独自哭泣。香料课的孙老师被抄家。我离校后，化工课的孙老师被禁闭，从楼上跳下断了腿。裴老师你本人，还有不少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的老师，因为妻儿是农村户口，长期与妻儿分居两地……所有这些乱像，为什么不能使老师看到中国社会的弊病？为什么老师死抱着“样板中国”不放，不容人置疑中国社会的问题。我不明白，我很失望。像孙悟空害怕紧箍咒一样，我不想再受到在大陆生活时，那种狭隘而偏执的思维的影响。我就没有再写信给老师。
“党话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这是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中的一句话。看了《解体党文化》后，我明白了，裴老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讲“党话”。其实，我自己在学校时，不也是不由自主的讲“党话”的吗。我给香港亲人的信，跟老师一样的口径，在为党和社会主义歌功颂德。出了校门“歌颂党的热情”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了，但另一种情况出现。一位知心的同事对我说：“在学校时，认为党员很了不起，踏进社会就不这样想了。”她说的完全是我的心里话，但是我不敢表白，也不敢接她的话讲下去。因为按中共的逻辑，这句话可以上纲上线为是针对共产党的，也就是一句反党的话。再说两个人就可以构成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所以我沉默了。在一个“党话”独行的不正常社会，讲心理话，讲真话很可能惹祸上身，嘴里唱著“党妈妈”心理怕着“党妈妈”。知心朋友之间都不能有正常的交流。
解体党文化 师生齐清醒
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停止，在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杨老师的劝退是冒着被迫害的危险的。我为杨老师高兴。老师的清醒能避免学生一代又一代被党文化的迷惑。我也后悔当初中断与老师的通信。学校教育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作为师生，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受“党文化”的毒害。
前几年我去过学校旧址。随着旧学校已成为废墟。现在裴老师，你和我是否都不再是中共精神的奴隶了呢？裴老师，你看了《九评共产党》了吗？你看了《解体党文化》了吗？只有解体党文化，中国人才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只有回归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中华民族才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