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小时的聊天中，买买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飘忽的眼神。起初我还为这种小小的失礼暗自不快，后来明白了，他的飘忽眼神来自于内心的恐惧，绿地入口每进来一个人，他都有些紧张地抬眼去看，如果是管理员，他的紧张情绪会更明显。
在阵雨初歇的北京，我和买买提坐在花坛旁边的长椅上。他的声调带着掩饰不住的低落情绪，因为他心仪的一所法国大学，刚刚来信拒绝了他的申请。
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众多维族青年中的幸运儿，有机会在乌鲁木齐和北京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虽然留学受阻，但相比他所描述的绝大部分渴望留在内地、却不得不黯然回疆的维族毕业生，他依然有足够的本钱在北京找工作，依然有机会留在这里。
但是，在等待用人单位回复的难熬日子里，买买提也成了“北漂”大军中的一员。
事实上，买买提不是他的真姓名，而真正的名字，他坚决不愿让记者透露。同样，他也不愿录下自己的声音。
在两个小时的聊天中，买买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飘忽的眼神。起初我还为这种小小的失礼暗自不快，后来明白了，他的飘忽眼神来自于内心的恐惧，绿地入口每进来一个人，他都有些紧张地抬眼去看，如果是管理员，他的紧张情绪会更明显。
为了安抚他的紧张情绪，我故作轻松地说，现在因言获罪的情况不那么严重了，并举了近期某著名教授言辞激烈的例子。但马上被买买提嘲笑，他给我讲了发生在喀什的真实事件：一位教师因为在自治区组织的会议上力主捍卫维吾尔语言和文化，被所在学校公开批评并停职，认为他给学校丢人了；随后他在其他学校兼职代课时，因为声称雷锋精神已经过时了，又被学校开除公职。
有了这种前车之鉴，恐惧是持久而弥散的。买买提说，如果他以后搞文字工作，不管是教师、研究员还是记者，“等我快退休时有人从文章里挑点毛病出来，我就完了。”
在买买提看来，面对同样的话题，“你们”和“我们”的表达自由，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和买买提聊天，是因为我想知道他对七月间连续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的看法。然而让我震惊的是，他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当我把新鲜出炉的《财经》杂志递给他，让他看封面专题“新疆考验”时，他迅速浏览一遍，递还给我，脸上带着惊讶与漠然混合的表情。
在随后的聊天中，他的一句话让我砰然心动，或许明白了那种复杂表情的来历——当我问到他为什么要待在北京时，他说，在这里“我可以平静地过日子”。
当年血气方刚的时候，买买提曾经通过口头和书面提醒当地领导，新疆的社会矛盾可能激化，换来的却是领导的疑虑与斥责：身为共产党员，为什么危言耸听，不与中央政策保持一致？今天的买买提无奈地承认，自己其实非常关注新疆的现状，但是关注归关注，什么都改变不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连命都不要了”。
但是，在了解到七月间的暴力活动后，当我小心翼翼地摆出中国官方和世界维吾尔人大会（ “世维会”）两方面的说辞时，买买提毫不犹豫地说，这当然是恐怖活动。在他看来，世维会是“一群流氓”，在国内外都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对于热比娅，买买提的简要评价是，她曾是王乐泉的朋友，也是王自己制造出的敌人。这种鲜明的立场让我惊讶。
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样，买买提对主政新疆近二十年的王乐泉颇有微词，认为他的“铁腕治疆”政策最终导致了私人裙带关系泛滥，并且和近二十年来的市场浪潮合流，导致了维汉民族问题和贫富阶级问题的交错滋生。面对新任书记张春贤的“新政”，买买提报之以谨慎态度。他承认新书记的到来使得新疆地区的互联网解禁，这无论如何是件好事。但是当我给他展示张春贤在夜市上与市民举杯共饮的照片及其“依法治疆”的宣言时，买买提无动于衷、甚至有些揶揄地说，王乐泉刚来时也是这样的。
买买提的担心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便“依法治疆”，法律矛头所指的“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甄别和澄清。买买提回忆说，当年他的奶奶去世后，父亲要求他戴一顶维族传统小帽。父亲的领导看到后阻止说，你作为领导干部，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戴有宗教色彩的帽子？买买提无奈地反问：你怎么才能说服一个领导，让他明白这顶帽子只有民族特色，没有宗教色彩？
买买提的这种疑虑也得到了《财经》杂志文章的佐证。据称南疆一位维族官员也在会上感慨：“对于宗教活动怎样是非法，怎样是合法，什么又是正常的民族文化，说实话，我们这些民族干部以前也是有些分不清的。”
愤懑的买买提在两个小时的聊天里抱怨了很多事，但除了领导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多数并没有什么特别，是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上随处都会遇到的腐败、堕落与不公。他也承认，现在新疆“核心的矛盾是穷人太多”，七五事件的核心也是内部矛盾，而不是热比娅的煽动。
直到聊天结束后我们在一家新疆餐厅去吃大盘鸡，买买提的紧张和恐惧才逐渐消除。然而，当身材曼妙、衣着暴露的维族女孩在台上翩翩起舞时，买买提不无遗憾地悄悄对我说，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新疆舞，它太现代、也太西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