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进入“上流社会”
如果从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现在能被称做上流社会的人大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据《今日美国》杂志1998年提供的统计数字，目前这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美国财富的42％；其中最富有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的数目最低的也达200万美元以上。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只能说明某些人具备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而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除了有钱，还必须具有其他相应的条件。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贵族托克威尔在游历美国后写下了他的长篇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他在这本著作中将美国上层阶级中的有钱人与欧洲国家的贵族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美国的富人大部分曾经是穷人，他们不是依靠继承遗产而毫不费力地过上富裕生活的。他们饱尝心酸，长期同逆境搏斗，对于贫困深有体会……这些人如今刚刚沉醉于经四十多年来的奋斗得到的财富以及享受这些财富的快乐之中。因此美国的上层阶级一直毫不隐晦地做着发财致富的工商梦。
而在欧洲实行贵族制度的国家里，“上层阶级也就是贵族，贵族就是社会的统治者。他们专心投入于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而无暇去做工商业。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去经商，他们的阶级地位与意志也会马上阻挡他们的道路”。因此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在实行贵族制度的欧洲国家，上流社会的家庭在经几个世纪的演绎后不一定拥有很多的财富。
能进入美国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必定是有钱人。但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则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oldmoney，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newmoney，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处于经济上层阶级的人是否能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就要看他如何将自己的“新钱”加速折旧变为“旧钱”——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上流社会”的人是否接纳你。
“四百人”的排外倾向
19世纪初，纽约的上流社会是指以艾斯特家族为核心的“四百人”的小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约翰·雅各布·艾斯特与中国人从事皮货贸易而迅速致富，经几代人的努力，到了19世纪初艾斯特家族已经成为纽约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据说，约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儿媳妇卡洛琳·艾斯特是那个时期纽约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张400人的名单，详细记载着美国社会中名门望族家庭的名媛淑女。她每一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绝无例外。以后，在美式英语中，“四百人”特指上流社会的小圈子。
要得到卡洛琳·艾斯特的邀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流社会总是以“高贵者”自居，排斥“暴发户”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尽管当年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富可敌国，但是范德比尔特夫人一直受到艾斯特夫人的蔑视与排挤。范德比尔特夫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的社交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大陆上的有钱人家庭的小姐与欧洲大陆的旧贵族家庭通婚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也是“暴发户”们将“新钱”变成“旧钱”的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当然这种跨洋婚姻毫不在意当事人的意愿，其中发生了多少人间悲剧无人知晓。美国著名的女小说家伊迪斯·华顿创作的小说里，许多情节都是取材于这样一种“跨洋婚姻”，如她创作的《纯真年代》里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被远嫁欧洲去“联姻”的美国上流社会的妇女，后来终因不满缺乏感情基础的丈夫而离婚。
上流社会对于“新贵”的排斥，甚至连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都不放过。相传波士顿的一位旧贵族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发迹史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后，也不忘咒骂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流浪的、下贱的爱尔兰人”，并拒绝与肯尼迪家族交往。当然，在美国，最终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还是“经济实力”。
新教伦理与贵族传统
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富早已成为美国式的神话，这种社会风尚从根本上体现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新教的道德伦理观。
回顾历史，乘着“五月花”号轮最早来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欧洲移民就是那些躲避欧洲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清教类似加尔文的新教，把财富的积累看作上帝的恩宠的表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教徒。如美国垄断财阀保罗·梅隆的祖父托马斯·梅隆从小就接受清教徒的伦理观“赚钱乃是上帝的旨意”。他在拜访了一位富有的实业家后就立志要与这些阔佬“平起平坐”，这成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在美国，赚钱是一种美德，赚了钱后究竟该干些什么事情？《圣经》中有一段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换言之，富人进天堂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散尽钱财。这与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些人热衷于慈善事业是有关联的。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起步时一无所有，去世时总共捐献了3.5亿美元。美国航运大王范德比尔特也是试图以对于艺术的捐献来摆脱自己出身贫穷的阴影。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夫人一起创建了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的捐款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用于资助医疗、保健事业。
在欧洲，有贵族封号的人不仅意味着他的血统纯正，还意味着他的举止、教养、风度甚至道德方面都为人楷模（当然历朝历代的贵族阶层都有丑闻缠身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在美国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富，但他决不可能一夜之间迈入受人尊敬者的行列。要赢得世人的尊重、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需要练“内功”。卡内基音乐厅、杜克大学、福特基金会等等名字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处在美国上流社会的人士在巧取豪夺的同时还有事业成功后回馈社会的另一面。
教育背景与个人前程
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人除在言谈、举止、穿戴、休闲方式、居住地域、个人价值观与普通人不同之外，还应拥有一些被社会公认的共同“背景”。比如，上流社会的子弟一般在少年时都进入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这些有名望的私立寄宿学校（又称私校）大多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多数又属于美国主教派教会（又称基督教圣公会教派）办的教会学校。每天早上，在纽约的上东区街道上，你能见到由家庭教师陪伴的穿着洁净校服的学童去私校上学。当年，小肯尼迪就读的私校就是位于东89街的圣·戴维中学，这是一座建于1919年的乔治亚式古典建筑。上流社会的子弟在经过这些学校的预科学习后，直接进入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常春藤名校。
随着“朝阳工业”的兴起、“夕阳工业”的没落，南部阳光地带（石油产业）和中、西部高科技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新钱”不断地向东北部地区的“旧钱”挑战。伴随着金钱产出方向的改变，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学习东部地区，相继建立了一些“私校”。
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学生以及他们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经让他们结下了“神圣同盟”。美国的“社会精英”有三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精英”可以与家庭背景有关系，但更多的还是靠自我奋斗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经考察美国的《社会名人录》，发现美国大公司的董事多数出自上流社会；而美国的政治家、高级军事将领、宗教领导人则更多地出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精英”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美国政府的决策集团以及中央情报局、司法部门，大多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吸收高级决策人员。许多上流社会的家庭成员还直接参与政治竞选，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纽约的“贵族区”
对于一般人而言，10021只是美国某一个地区的邮政编码。然而，对于美国人口学家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编码代表着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位于纽约市的、介于第五大道和东河之间的、从东61街到东80街的这片区域。这一地段的核心区则是有着“贵族区”之称的社会名流王国。这里盘踞着拥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机构团体、最时髦的私人俱乐部、最好的私立学校。
在美国建国初期，像纽约、费城、波士顿那样的港口城市中的上流社会家庭一般都将宅地建在城中最早开发的地区，即所谓的“下城”（Downtown）。在纽约市，上流社会家庭开始在华尔街一带筑屋。到了18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扩展，上流社会将宅地迁至百老汇大街附近。到了镀金时代，纽约市的豪门望族纷纷从下城的宅邸迁入上东区，他们沿着中央公园以东的第五大道建迷你式法式城堡、维也纳式宫殿，上东区遂成为名流聚集之地。至今这些宫殿依然存在，有的已经被外国驻纽约的外交使团购买，有的则由新的主人继续使用。
居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门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举行冬、夏两季社交聚会的传统。现在，这类社交聚会的性质已经从早年的“社交阶梯”变成一种家族公共关系的联络方式。
另外，一些封闭式的私人俱乐部也是上流社会人士热衷交往的地点。封闭式私人俱乐部最早在19世纪末出现，参加某一封闭式私人俱乐部是当时具有上流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最早加入这些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工商界的杰出人士。这类俱乐部包括：纽约的“世纪协会”、费城的“费城俱乐部”、匹兹堡的“林肯俱乐部”、芝加哥的“芝加哥俱乐部”、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等等。这些俱乐部从全美各地招收社会名流，它作为上流社会“团结一致”的象征，成了上流社会内部交换意见、达成妥协的最佳谈判场所。她的私密性、非正式性都为统治阶级内部排除分歧、达成共识创造了氛围。现在，年轻一代的社会名流更愿意使用俱乐部作为社交的场所，而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样在家举办大型社交聚会。
结“秦晋之好”既是上流社会成员之间加强彼此社会地位的一种办法，也是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上流社会家庭之间互相救助的一种同盟。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女儿嫁给了艾森豪威尔的孙子，两家联姻使各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得以巩固。1995年居住在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居民们就目睹了一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女儿嫁给世界上“血统最纯正”的家庭的婚礼场面。22岁的亚历山德拉·娜塔莎·米勒嫁给具有最古老德国贵族血统的冯·依贡·富尔斯泰伯格王子。新郎的母亲叫戴安·冯·富尔斯泰伯格，是一位设计师；新娘的父亲则是经营全世界机场免税店业务的亿万富翁。在此前不久，亚历山德拉的姐姐茉莉就已经嫁给了被废黜的希腊国王的大儿子。像这样的“财富嫁给衔头”的婚礼在美国社会还要无休止地演绎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