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个教育新闻引起公众注意：一个是内地共17名省级和市级状元被香港大学最高达48万元港币的奖学金“挖”走，情愿舍弃内地学生趋之若鹜的北大、清华。据报道，内地考生申请到香港院校就读的人数，较2010人年增长12%。另一个则是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因生源争夺而引发的“口水战”越演越烈，丝毫没有名牌学府应有之素养。
名牌学府为什么要争抢优秀生源？除了给自己的“校脸”贴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连年大搞基建扩招带来的债务问题。据报道，截至2010年底，中国一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负债约2634亿9800万元。在高校云集的陕西省，截至2009年底，40所省属公办高校负债就高达102亿68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因此，争夺生源特别是优秀生源便成为拯救高校频临名誉下滑、经费困顿问题的生命线。
然而，状元们舍清华、北大这类所谓国内最高学府而投奔香港大学，却完全是国内高等学府的咎由自取。状元们意识到，目前摆在国内大学生面前的两个严峻现实是：一、中国大学的课程设计与当代职业素养需求相去甚远，以至于大学生毕业后经常茫然于世，无法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脱节。二、自大学扩招以来，通过考大学来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要比过去收窄了很多，近年大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多让大学文凭霎时几成废纸一张，竞争丧失优势，失业率居高不下。
据今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933万，是自2008年以来第三年出现报名人数的较大幅度下降。与高考生源人数发展趋势相反，高考录取率近几年则持续走高，而留学海外的学生也在近几年连年走高。可见，国内学府逐步走向被学生抛弃的格局已成必然。
毋庸讳言，学府的问题背后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背后是制度的问题。首先，教育制度经过多次改革仍然治标不治本，其主要原因是标准一统和模式单一。我国的教育定位是将所有学生都培养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接班人，忽略了社会所需的各个领域的建设者。教育最关键的是符合大众化的要求，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还是要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因此根本不需要太多研究型人才，而急需技术型人才。因此，教育模式和制度应该突出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主题，打破教育官僚式垄断，把治校权力交给专业教育家，由模子化培养转向多元化培养模式，针对性培养人才，提供一个人才得以完全发挥的平台才是学府设立的本质所在。
比如在美国，学生读大学更多是按需读书，没有年龄、学历的要求，如果学生就读期间找到不错的工作，他可以先就业暂停进修，到将来需要增值或者有需要时，或者企业建议、鼓励他回炉进修，他也可以不带条件地回到校园里面。美国大学跟很多国家大学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采取一些宽进严出的录取制度，它为学生提供一种弹性的学习方式，没有“一考定终生”、没有统一课程、没有年龄限制。
其次，教育的本质是将学生培养成“人”而不是“工具”，要让学生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够用中西思维去看世界，而不是任有关部门鱼肉。当今的中国，是信息化资讯化时代列车上的乘客，必须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和竞争，教育理念和思维应该与国际接轨，走出夜郎自大的区域性、局限性的沼泽地。学府培养的人才应立足于世界，成为国际通用人才，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国内的一般需求。在这个方面，香港做得是极为出色的。
再次，在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下，开放大学自主招生。学生是付费买服务一方，有权利自由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去读书，学府根据自己的特色挑选学生，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向往选择大学，双向选择各得其利。只有学习是自由的，选择是自由的，学生的读书兴趣才会被激发起来，学府的特色化塑造也成为可能。
比如在瑞士，高中毕业考核会根据全部学年的综合成绩进行计算，最后还有一个综合考试。如果成绩合格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有了毕业证书，不需要考试，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申请就读。但大学会有更严格的考核，被淘汰者也可以换到其他专业，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就读。
状元选择港大和学府掐架事件，虽然暴露了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同样也在逼迫教育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一直以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重点大学竞争惨烈白热化，整个“应试教育”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如同隐形的“罗马斗兽场”，考生如同隐形的“奴隶角斗士”，在隐形的战场上用隐形的武器同隐形的对手做隐形的殊死搏斗。
真正的教育应让“一流考生”成为“一流学生”，最终成为真正的“一流人才”，而不是把考生玩弄于股掌，成为社会利益争夺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