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郭美美事件”而牵出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款制度问题让中国慈善事业陷入信任危机。风波迟迟未能平息，中国红会昨天在北京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通报“郭美美事件”并要求加强规范化管理，维护红十字会的声誉。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会上说，清正廉洁是红十字会工作的生命线，一定要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厉的制度、严明的纪律”做好工作，紧抓制度建设，提升红十字会的社会公信力。
红会风暴已重创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在新浪微博一个“你还向红十字会捐款吗？”的调查中，978个参与者里，有87%的人表明不会再捐款。尽管红会日前发出微博澄清“郭美美”事件，但跟帖的上万名网民中，几乎一面倒地要求中国红会“还钱”，宁夏红十字会网站昨天还成了第一个被黑客宣泄攻击的目标。
接受本报访问的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准政府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必须转型，不能以社会机制和政府机制相混淆的模式操作，既通过社会机制募款，又通过行政机制花钱。学者也认为，这起事件暴露出中国慈善市场缺乏竞争的问题，红会在人们的视野里是最大的慈善组织，红会一出问题，人们就认为整个慈善市场都出问题了。
上个月，一名自称为“郭美美baby”的女子在新浪微博上凉晒自己的奢华生活，后来被网民发现她的认证信息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因而引发这次红会风暴。
为澄清“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周一（4日）正式加入新浪微博。不过网民并不买账，在跟贴的上万名网民中，超过一半是要讨回捐款的。网民的帖子包括：“我只想要回我捐赠的钱、还有我无偿献的血”、“再给你捐钱，我就是猪”、“抵制红十字会，再也别想从我们这里骗钱”。另有网民要求，红十字会尽快公开红会的历史账目收支明细以及改变红会的体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作为一个准政府机构，红会必须转型，否则未来肯定还出问题。
贾西津在受访时指出：“红会在体制里面存在着社会属性和政府属性不清的问题，面向社会的时候以社会组织的面貌出现，但却又通过行政机制花钱，这其实是和慈善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慈善的主体必须是独立机构，而不是政府主办的大型机构。”
她也认为，红会风波凸显中国慈善市场缺乏竞争的问题，而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管理体制不够开放，很多民办组织不能获得合法身份，即使是获得注册登记，很多组织仍然没有募款的资格，这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自我成长空间，也减少了公众行善的选择权。
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还处于初期发展的阶段，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而个人的基金会都是挂靠在官办的公募基金会名下的，例如为公众熟知的、由艺人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和在转型前由武打明星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
要解决“半官半民”问题，政府就必须把更多权力下放到民间，但这又牵涉到行政管控的问题。《南风窗》曾引述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说，国家要认识到宁愿出现一个有组织、理性、非暴力的公民社会，好过一个散漫、激进、以愤青为主体的暴民社会，当政府明白公民社会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力量时，便无需处处设防。
在法律规范方面，中国学界和舆论界多次讨论到制订《慈善法》问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认为，“郭美美事件”要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关键还在于推动《慈善法》的出台。曲栋告诉《南方日报》，中国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和《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出现危机能够找到责任人，并加以处罚等。
虽然郭美美事件重创中国红十字会的形象，但贾西津认为，长期而言这不失为一个推动大型慈善组织改革的契机，“让人们开始去揪问题，了解红会是怎么运作的，类似红会的组织又是怎么运作，长远对慈善市场的公开、透明和规范，能产生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