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梁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
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没说出口而已。
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工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宝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美查的著作，而且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
这位朋友参加过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文化商人’)也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说的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话。偏偏他真懂，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脸上一罩阴云。
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么，仿佛我是景板。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
当我说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
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
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干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
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
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
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以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慎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
这种坏，就坏在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在大陆，更有假扮敢言以博掌声的戏码，正好应了那句顺口溜：“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准咬谁就咬谁，能咬几口就几口”。
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纪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发现，我始终是个戏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