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笔者在南京与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一位高级银行家座谈。我向他询问了中国政府刚刚出台、旨在抑制贷款增长的新监管规定。这位银行家说，“有绕开这些规定的办法。”
尽管北京的高级官员们在持续不断地抑制银行放贷，但地方政府是否在听他们的话则并不清楚。我从这个月在福州、上海、北京和成都的两周旅行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地方政府和银行正在设计出聪明的新办法，绕开官方渠道向患资金饥渴症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些新的资金来源使人对北京是否有能力控制金融体系产生了疑虑，也令人不禁对它是否有能力缓解通货膨胀并防止房地产市场暴跌心生怀疑。
福建省的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对他筹措资金的办法做了解释。他需要筹资近人民币20亿元建造一座大楼，其中10亿元他通过预售房屋的方式筹得，但大楼要想完工仍有约8亿元的资金缺口。这位开发商现在正转而寄希望于一个创新性的资金来源：保证将未来可获得的个人按揭贷款作为借款抵押品，虽然这一抵押品眼下尚不存在。尽管这一融资方式不同寻常，其具体细节外界也并不完全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位开发商要求未来会向其购买住宅的人向给开发商贷款的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中国一些省份的银行还找到了绕开北京监管规定的另一个方法。两年前，这些银行开始将多笔项目贷款进行打包，然后将其作为投资信托出售给富有的投资者。这些贷款往往是发放给新上马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尽管贷款利率高达12%至20%，但一些借款人由于资金短缺仍对这类贷款有需求。不过，中国银监会在听说这种做法后去年已禁止了它。为绕开银监会的禁令，地方性银行分支机构开始安排向它们借钱的企业与它们富有的个人客户“聚会”，会上银行将同样是打包起来的贷款推介给富有投资者。银行会向这类贷款提供“含蓄”的支持，但贷款却根本不会出现在银行的账目上。
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位卡车分销商向笔者描述了另一种绕开监管规定的贷款策略。这位分销商签下的贷款合同包含有一项条款，它要求这位分销商的卡车供应商“帮助”该分销商处理掉未售出的卡车。这其实是一种贷款担保，卡车销售状况好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但如果卡车销售行情不好，卡车供应商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困扰。
Reuters
地方政府和银行正在设计出聪明的新办法，绕开官方渠道向患资金饥渴症的企业提供资金。
地方政府也在发挥创造性。由于名义上地方政府无权发债，他们便创设了“融资平台”作为投资手段。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来自土地出让收入。但中央有关部委通过中国央行和银监会叫停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只能转向不会被监管机构追查到的非银行融资来源，这通常是国有企业。
一家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助理透露，地方政府不能向平台公司注入资金，但他们可以出售国有股份或注入国有企业的资金。监管机构可以控制向企业贷款，一旦企业获得资金，监管机构就无能为力了。
上述所有手段，再加上其它种类繁多的花样，造就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失控的金融体系。监管机构无法控制的负债积累得越多，一场令有关部门措手不及的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后果也就越严重。这并非是对有关部门处理问题能力的质疑：中国央行和银监会已经尽其所能控制情况，也对表外贷款的总体规模做到了心中有数。但准确的数据仍不清楚，这一点对哪怕是最优秀的监管机构都构成了障碍。
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首先，想要获得有关非银行贷款渠道的信息非常困难，这些渠道来源广泛，既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又包括对未来利润的非公开承诺；其次，银行监管机构只管理银行，并非整个经济。他们受到两股力量的约束：一边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一边是地方政府。尽可能扩大支出规模对上述双方都有好处。
可以说，这个影子银行系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让富裕的中国人学会权衡得失：与其将储蓄存在银行获得较低的收益，不如将资金投入到能够盈利的项目中去。将钱存入银行还会导致资金流向效率较低的项目。我此前的一位实习生说，她的父亲是上海的一位金属交易员，他常常能收到私人项目的投资建议，很可能对“好”和“坏”的投资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但此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可怕：贷款数量迅猛增长，脱离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控制，其具体规模也无法计算。这意味着金融体系产生的负债很容易变成坏账。一旦某种危机来临，残局将难以收拾。这是否让人想起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编者按：Andrew Collier是一位独立的中国分析师，此前曾任中银国际美国办事处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