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通过互联网组织抵抗暴力拆迁的活动。
中国学者谈起言论自由和促进人权等话题，总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在与德国之声记者的交谈中，参加波恩全球媒体论坛的徐培喜教授谈及了独立网站对推动中国草根言论自由和基层民主化的积极作用。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徐培喜教授是今年全球媒体论坛（Global Medien Forum)唯一的中国来宾。在会上，他与各国的专家们激烈地讨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媒体在推动人权发展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徐培喜教授认为：在中国，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独立公民舆论正在慢慢成为钳制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种力量。在会议之余，德国之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徐培喜教授
“爸爸恒久远”——网络成为公民舆论阵地
徐培喜谈到，与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相比较，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有其相当独特的优势。“互联网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它是分散的，具有自我生成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对针对互联网的集中管制变得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新的消息在网络上传播。他举了中石化购买拉菲葡萄酒和天价吊灯的丑闻作为例子：“之所以，我们在提到中石化买葡萄酒的丑闻就联想到之前的天价吊灯事件，是因为这些信息是同时存在于这个巨大的网络当中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互联网至今仍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网民能够自由发表和编辑信息内容。因此，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成为公民舆论的阵地。“我们看到，互联网至今仍没有完全受到政府和市场力量的控制，网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网络上利用一些视频，改变一些字幕，植入自己的一些观点。比如针对‘我爸是李刚'事件，网民把'钻石恒久远'改成‘爸爸恒久远'。通过整合这些内容，从而表达一些民主的诉求。”
互联网帮助公民表达民主诉求
徐培喜教授认为，关注中国媒体自由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改革开放。“中国学界的一个现象是，离开1978年就不会说话了。”他说，作为一个研究媒体的学者，应该关注2003年后发生了什么。
“2003年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孙志刚事件和非典。通过这两个事件我们看到了网络的力量。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公民新闻学的兴起。如果说1978年以前是政治的力量做主导，那么1978年以后基本上是市场力量的扩张。而2003年以来，底层力量和底层话语逐渐崛起，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环保、垃圾焚烧和拆迁。而且网民不断地寻找新的平台，比如用微博来反映宜黄拆迁事件。他们通过互联网提供一些抵制性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意见。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被字句'，而且也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中。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县乡一级的人大换届中，‘独立候选人'的诞生。”
但同时他也提醒道，仅有这种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公共舆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地推动体制的变迁。“在话语方面已经进行到极端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自己的诉求，其中的关键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媒介关注，通过法律渠道就能够实现公民权利的话，中国在许多方面的障碍就已经疏通了。”
“网络接力”帮助农民维权
另外，徐培喜教授也对媒体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表示了担忧。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农民，我不会有这些信息渠道。比如一个村子，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会上网的人。所以从言论来看，从维护权益的方面来看，我们农村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乐观。”但他同时亦指出，一个可喜的现象正在发生：“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个‘接力'的体制。比如一个农民家庭里发生了状况，他的权益受到损害。但是他家里有一个大学生，或者有一个有网络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消息散布出去。这样一个个人的链接还是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问题的。”他引用了宜黄拆迁事件中，钟家姐妹的遭遇做为例子。当时准备进京接受采访的姐妹俩被暴徒围堵在机场的女厕所里。姐妹俩通过手机上网联络了北京的一个记者，记者又通过网络知会了她的网络圈子里的人们，最终帮助姐妹俩躲过一劫。徐培喜教授说：“这种接力机制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在采访的最后，他告诉记者，新自由主义的媒体观强调媒体应独立于政府，但却忽视了市场力量对舆论的左右。“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的趋势能否保持，还要看民众如何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博弈，或者让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假如互联网最后被其中任何一方所控制，所要付出的代价都是相当惨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