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夺得法网冠军后，李娜迅速成为中国体育的新符号，在这个严于律人的话语体系里，她取代了刘翔、姚明成为了新的英雄，中国的观众送给她很多称赞，这些称赞足以让任何一个不太冷静的人飘到天空，她那句经典的名言“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让她的个人魅力达到顶峰。
6月5日，全国妇联在发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贺电中称，“代表全国广大妇女，向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优秀网球运动员李娜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一天之前，29岁的武汉女子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斯齐亚沃尼，成为网球大满贯134年历史中，首位获得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
不过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李娜简短的致谢词却未涉及任何国家方面。第一是给她钱花的赞助商，第二是她花钱雇来的团队。
自从温哥华冬奥冠军周洋在赛后因感谢父母，未先感谢国家而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后，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致谢内容和顺序便成了记者们的重点把玩项目。
资深媒体人潘采夫在李娜拿下决赛后发了条微博：在推动体制进步方面，李娜确实是体育界的独立参选人。
“现在李娜的冠军可以让她笑对批判她的领导：不是中国人没用，而是体制不行。”人民日报社旗下杂志《环球人物》也在微博中摆出立场。
当粘着一背红土的李娜从场地上爬起，逐渐平复夺冠带来的短暂忘我后，这场发生于西半球的罗兰加洛斯大捷，迅速蔓延成中国民众的发泄口。
人们认为，或者乐意作出如下坚持：这必须是“私人”的胜利，必须是“体制外”的胜利，必须是“完全属于李娜自己”的胜利。
孙晋芳
在桌上留下一封信后，李娜关掉手机，人间蒸发了。
“领导、教练：你们好！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适合从事网球方面的训练了，所以请特批下队。”
尽管拥有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女单、女双、混双3枚金牌，以及国际网联14项单打赛事冠军头衔，但2002年的李娜，看着自己200开外的世界排名，已不知道如何再让自己往前一步。
那年秋天，她“隐姓埋名”地与相恋4年的男友姜山一起踏入校园。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200多名同学几乎无人知道这个李娜是谁。
走在学校，如果有条近路，但会经过网球场，李娜和姜山就宁可绕远。体育选修课上，有人建议李娜选个网球，后者摇摇头，“我不会打。”
2004年8月22日，姜山还是给李娜发了一条短信：“李婷、孙甜甜获得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
李婷正是李娜在湖北队以及大运会中的搭档。这对李娜内心的撩拨不言而喻。
2004年底，李娜几番考虑后，答应了湖北省网球队的邀请，再帮省里打一次全运会。得到消息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很快来访。她问李娜准备打到什么时候？李娜说打完全运会就回学校继续上课。孙晋芳说，你看现在职业化多好，可以挣很多钱，干吗跟钱过不去啊？
这次谈话后，李娜回到了国家队。
这里出现了李娜个人命运的第一次分水岭。之前，网球是李娜的屏蔽词；之后，李娜成了中国网球的敏感词。
2005年南京全运会多灾多难，孙福明假摔，孙英杰服药，李娜开大炮。在网球女单半决赛中负于彭帅后，李娜言辞激烈批判国家机器。
“一个教练制定一个训练计划，要求很多球员去适应。如果适应了你就出来了，不适应就白搭。虽然这一年是在跟国家队训练，但是没有针对性训练。”
“没进国家队的时候我挺好的，我最好的日子是去年复出之后和进国家队之前那段时间。”
“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成绩和教练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但这一提法都说了好几年了，也没有实施。”
还没打造出职业化成果就被将了一军，孙晋芳也不干了，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在媒体上对李娜隔空回应。
“在中国，如果没有国家支持，至少现在还没有哪个网球运动员可以按照国外的模式培养起来。我们承认，中国现行的网球培养体制肯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这已经是洋为中用、既走网球职业化道路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方式。”
“李娜没有看到国家为培养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简单地拿自己和外国选手相比较，这是思想水平低、道德素质不高和责任感、使命感差的表现”。
孙晋芳甚至公开表示，尽管短时间内还不会将李娜从国家队除名，但她肯定不可能代表中国参加3年后的北京奥运会。
对体制内的运动员来说，奥运会，便是全部的人生意义。
姚明
李娜的爷爷李龙立是武汉市宝善中学的体育老师，父亲李盛鹏的羽毛球水平不错，于是把女儿李娜送到了新华路业余体校，开始学习羽毛球。
进入所谓“举国体制”，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级生产线上的一个初级零件那天，李娜只有5岁半。和大部分中国运动员一样，李娜在懵懂中踏上了“地方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三级训练体系的漫漫晋级路。
随后的故事无甚奇特。体校的网球教练夏溪瑶刚好差一批1982年出生的队员，有天在羽毛球队的训练场，“一眼就看中李娜，眼睛炯炯有神，虽然小，但体魄很壮，适合网球，我就让她移动了一会，脚步轻快。”
夏溪瑶成了李娜的网球启蒙教练。李盛鹏每天骑着自行车接送李娜训练。到了周末，一家三口还会去汉口青少年宫，以每小时5块钱的价格租场，让李娜与一些大孩子交手。当时，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过每月100多元。家庭对李娜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此了。
这是1989年。直到2009年羽翼丰满正式“单飞”时，李娜的网球生涯已经在体制内获益整整20年。与训练比赛相关的一应衣食住行，国家全部代劳。尽管国家队在医疗、科研、教练等方面的水准，与欧美职业选手的配套相比还距离极远，但它的一点好处就足以让诸位俯首称臣：免费。
中国运动员的成长故事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目前出产的2000余名世界冠军，几乎无人跳出“父母热衷、教练相中、送入体校、展露天赋、家境困窘、艰苦训练、出人头地”的套路。李娜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成为例外。而且以时间比例来算，单飞不满3年的李娜，至少八成以上，是个体制内人物。
她的一将功成，伴随着无数中途淘汰者回流至社会的惨淡青春。金牌主义一方面在特殊历史语境中感动中国，另一方面也提供着不胜枚举的个人悲剧。
李娜最终还是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在主场，她以2比0战胜美国著名选手大威廉姆斯，进入四强，实现了奥运会项目突破。
想再进一步，只有让职业化取代举国体制，来帮助李娜了。在运动员不断要求单飞的呼声下，孙晋芳半推半就地成了改革者。
北京奥运会后，网管中心宣布，只要上交12%的广告收入和8%的比赛奖金，并保证参加国家队赛事，就允许国家队队员单飞，享受一切自主。此前，这一抽成比例是50%至60%。
窗口开启，李娜与彭帅、郑洁、晏紫一道，告别了圈养时代。
2009年济南全运会，由于对单飞球员们的表现不满，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公开提出批评：“网管中心应该回去好好总结‘金花们’单飞后出现的问题。今年是单飞的第一年，效果是好还是坏，现在还不能轻易定论。但就我个人来说，单飞模式并不适合推广。”
作为蔡局长的直接下属，孙晋芳此刻的压力不难想见。但她坚持执行着单飞计划，尽管她也曾向记者透露，单飞的几个人中，有人并没有按最初的约定交回收入的8%到12%。
好在李娜没有给她丢脸。2009年，李娜在各个赛场上揽金64万美元，闯入另一项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的8强。2010年，李娜的单打世界排名跻进TOP10。2011年，在先后获得大满贯澳网亚军和法网冠军后，她的排名已经升至世界第4。
在法网决赛后的发布会上，李娜把个人团队之外的功劳记在了孙晋芳身上。“我觉得如果没有当初她的改革，可能现在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成绩。她的角色让我们有更好的发挥余地。”
这一点连老外都看得明白。女子网球界的传奇人物纳芙拉蒂诺娃说：“李娜在几年之前选择了单飞，这将帮助中国重新思考培养世界冠军的模式。”
李娜并不否认，即便现在，举国体制依然在她身上不时散发余温。“我现在还是国家队队员，如果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比如说在签证方面，我还是会向网协寻求一些帮助的，我们也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尽管所属项目不同，但李娜与姚明在寻梦道路和国际影响上已有颇多相似。姚明用承诺交纳超过千万美元的培养费用，换来了一张NBA的通行证，李娜的单飞路也不比他平坦。
《体坛周报》篮球专家杨毅评论道：“李娜和姚明……成功险中求。当国内体制和环境不能再继续提供平台……就该帮他们打开大门。而打开这扇大门，需要的是掌门人的心胸。”
按照惯性思路，中国开始期待下一个李娜的诞生，或许最大的门槛，便在于每年数十万元的培养费用。如今，李娜日均就要负担1.5万人民币的团队开支。
以人均GDP来分析历届4大满贯得主的国籍，这项依靠大量金钱支撑的运动，根本没有道理在中国诞生冠军。除非，这个中国人获得了国家的强力保障。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认为，复制李娜可遇不可求，但复制这条培养道路却是可行的。“在举国体制跟职业体育间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可以在这样的道路上投入更多精力，让更多年轻选手在还没有条件单飞时先进入专业化体制培训。然后在适当情况下，有这样一个窗口，让他们单飞，这能让他们走得更远。”
当地时间2011年1月23日，2011年澳网女单1/8决赛，李娜2-0胜阿扎伦卡。
阿加西
2007年，单飞不单飞，奥运不奥运，李娜被烦心事四面夹击。在广东江门中国网协训练基地备战澳网时，李娜没个好气地说：“我不是奥运会夺牌的主力，没有什么任务。”
启蒙教练夏溪瑶在李娜法网夺冠后回想她火爆个性的形成，给出的见解是：湖北的教练都很有霸气，训练时口气很硬，因为很多教练是国内冠军，慢慢队员也就变成了这个性格。
李娜当年的陪练张爱民觉得李娜就像个东北女孩，“她不好，她马上就表现出来情绪，不会隐藏，是一个很直的人。”
2007年8月，本刊记者在耐克北京旗舰店的揭幕仪式上见到李娜。亲赴王府井捧场的明星，还有刘翔、郑洁，以及巴萨队员罗纳尔迪尼奥和赞布罗塔，个个嬉皮笑脸。但惟独店内的李娜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与拍照，冷面一副，没给理由。
日后谈起曾经的大炮语录，李娜有一次说：“其实我真的不是要伤害谁，只是抑制不住地就想要那么说。”
李娜的偶像是八夺大满贯的网球名将安德烈·阿加西，一个被认为实现了从桀骜不逊的青年到思想深邃的父亲的人生救赎的美国人。“其实每个阶段的阿加西我都喜欢，因为都是真实的，他都在展现他自己，我也想做我自己。”
美国《体育画报》主笔加里·史密斯在一篇阿加西退役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个阿加西，两个阿加西，三个阿加西，四个阿加西，五个阿加西，六个阿加西，七个阿加西，更多的阿加西。可曾有哪位运动员像阿加西这样改变良多？没错，你看见老虎伍兹改变了他的挥杆，迈克尔·乔丹改变了他的运动，但是，谁改变了自己？自我完善，才是体育界最难得一见的成就。”
李娜暂时还没活到阿加西那个份上。在一次澳网的赛后发布会上，李娜对媒体说：“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运动员应该生活在一个框框里面，如果不在那个框里，就说叛逆啊，不服从组织啊。这对运动员和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不是一个好的推广。”
表演性备受推崇的当今体坛，观众愿意为运动员的个性埋单。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女网的成绩已经令世界侧目。但队员集体行动、统一后勤保障、领导现场督战的特色还是让她们在国际赛场上显得格格不入。
现在，中国观众愿意在赛后迟些换台，就为了听听李娜如何在现场采访中展现机智与幽默。
她在今年的澳网半决赛后，说老公姜山的呼噜声让她前一晚没睡好，逗得全场大笑。
她曾笑言促使自己前进的动力是比赛奖金，而姜山给予她的最大帮助是他的信用卡。
比赛不顺时，她敢于喊观众闭嘴，甚至曾当着全场，把姜山怒吼出去。
这一部分是李娜个性使然，另一部分，也是体制之外赋予运动员的魅力与自由。
而在像中国乒乓球这样极度体制化的项目里，同样的做派对运动员则意味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2006年3月，22岁的乒乓国手陈玘在日本举行的亚洲杯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中输给队友王皓，懊恼之下摔了球拍，踢了挡板。这一举止很快被国家队定性为“严重的赛场作风问题”。主帅刘国梁称陈玘“给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来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回国后，乒乓队随即召开处罚会议，每个队员都要站出来发言，对陈玘进行批评教育。会场上被反复提及的字眼是“浮躁”和“失控”。当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陈玘被要求把致歉信连念两遍。
中国人
邹市明从不掩饰自己对职业比赛的渴望，这个北京奥运会男子拳击轻量级冠军，一直想去参加有着高额奖金的WSB世界拳击联赛。但考虑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临近，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未予放行。
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说：“奥运会冠军会影响一批人，而一条金腰带则会影响几代人。我很理解邹市明想在职业拳台上一展身手的渴望，但作为国家一手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他身上肩负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就算是完全依靠家庭培养成功的丁俊晖，也曾为亚运会而不得不放弃同一时间的国外比赛。
体育人文学者易剑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每一分钱都出自父母之手的丁俊晖，仍要迫于压力为国争光，更勿论姚明和王治郅了。“我们国家对竞技体育过程里的国家道德责任期待太高，过去女排和乒乓项目‘让球’，也都是打着国家道德的名号。而李娜恰在此时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丰富侧面，于是才得到了更多国际关注。”
李娜加冕法网后，当年她与孙晋芳对攻的新闻页面，在微博上被网友疯狂转发。孙晋芳出身中国女排，是上世纪80年代“女排五连冠”伟业的功臣之一。网民给她贴上体制内的标签，不由分说地将其归为“娜姐”的对立面。
同处体制内的中国体操队员陈一冰也没能幸免。他在李娜夺冠次日发表微博：
“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职业化，每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目的也很明确，输了再提高自己，赢了有高额奖金，完全为了自己，不用背上什么。而我们呢，一年一个世锦赛四年一个奥运会，可怜的我们连联赛也没有。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四年？成功了因为我们国家体制好？如果四年换来一个失败呢，我们的付出呢？”
“我非常感谢国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没有国家这样的体制，我们根本没法进行正常的训练。体操这个项目，是必须国家来扶持的，要不我们去哪训练啊。”
与来自国家方面的贺电一起，陈一冰的客观陈述在网上遭遇猛烈的文字中伤。
李娜的胜利已经派生出这场比赛无力承载的民众意见。她的成功似乎已经和网球场关系不大，而在于其终于脱离国家，化身为了“体制斗士”。
易剑东说：“孙晋芳是在传统体制眷恋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创新的例子，完全不应该受到指责。现在专业理性的眼光在我们国家很缺失，网络社会无情地消解着一切正向的主流价值观，而种种无厘头的对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专业的蔑视恰恰有很多发言通道，颠倒着世间黑白。”
李娜的单飞没有问题，但也没有那么多假想敌。新华社记者杨明写道：“李娜的大器晚成是国家与个人利益形成共振的结果。”
只是，国家利益与个人诉求在当前社会形成了太多共震而不是共振，一旦出现了一个貌似是个人战胜体制并且成功的故事，民众就普遍陷入自high。对待一项体育成就，国人今天依然会形成极端的观点。
李娜没有回国，她已经开始备战6月下旬的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而那座代表法网女单最高荣誉的苏珊·朗格朗杯，仍在国内反反复复，被人们持续而反复地阐释着。
李娜语录
“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
—2002年李娜退隐。
“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
—2005年全运会后，李娜炮轰国家网管中心。
“Shut up！”
—奥运会女单半决赛中，李娜对观众这样吼道。后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李娜回应：“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压抑很久了。”
“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
—2011年1月29日， 澳网公开赛获得亚军后，李娜发表感言，公开对老公姜山示爱。
“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太没有自信了，所以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可以做到，但是今天一旦有人做到，他们就会觉得，原来她可以做到，所以我也可以做到。”
—夺得法网冠军后接受采访。
“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
—2011年澳网决赛之前接受记者采访。
“我从小就是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之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
—夺得法网冠军后接受新京报采访。
网坛往事
①网球运动曾被视为“洋玩意”，“文化大革命”时首当其冲，不少官员因打网球挨批。
②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20周年，国家体委开始恢复各项体育活动。网球运动员从各地陆续调回，有大赛再临时选拔国家队，但比赛机会很少。
③1982年，由余丽桥和胡娜等4人组成的中国女子网球队赴美参加比赛。其间胡娜失踪，向美国“申请庇护”并得到批准，此为著名的“胡娜出走”事件。胡娜事后解释，出走是因太想成为职业网球手，但在获得全国所有冠军后，苦于无法再提高。
④“胡娜事件”后人们喊了十几年“走出去”，但真正走出去缘于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中国队没有拿到一枚奖牌。惨败让官方反省闭门造车的弊端。于是，仅2004年一年，中国就有将近1/5的选手出国参加比赛，而在2002年以前，出国参赛的中国网球选手还凤毛麟角。
⑤2005年12月初，国家女网在江门集训时，彭帅向国家队提出单飞要求，并希望网管中心能适当放宽尺度，让自己能做到奖金自主、教练自主、参赛自主，做一名彻头彻尾的职业化球员。“彭帅单飞”事件在中国网坛引发了一场有关奖金分配模式的讨论。
⑥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推行体制改革，让李娜、彭帅、郑洁、晏紫4名成绩最好的选手，选择“单飞”之路：运动员所得奖金上缴给网球管理中心的比例，由原先的50%至60%缩减为8%至12%，运动员自费自主训练参赛。晏紫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率先和网管中心签订协议。
⑦2011年，中国网球“一姐”李娜在6月4日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以2比0战胜卫冕冠军、意大利选手斯齐亚沃尼，成功捧得冠军奖杯，创造了中国网球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