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论坛看人论“忍”,论得挺好,加以整理,连带着我自己在“忍”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以《为善而忍苦者,才有真幸福》为题,发表出来。
一、胯下之辱和孺子可教是两种级别的忍。
宝剑,不但有硬度,还有韧性,这个“韧”和人性中的“忍”是内涵是相通的。宝剑的韧性有品质区别,人心灵中的“忍”性,也有层次不同的内涵。《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佩剑韩信不与顽劣年轻人赌命,从其胯下爬过,留下“胯下之辱”的典故。与此不同,《史记•留侯世家》还留下“孺子可教”的另一则典故,记载了张良承受黄石公老人刁难后得《太公兵法》的历史故事。这两种忍性不同。
韩信受“胯下之辱”这种忍,在当时被嘲笑为懦弱无能,可后来却因此得到了被刘邦登坛拜将,成为汉王手下大将军的机遇。由此可知,这种忍是人的一种大丈夫的刚强品质的韧性:能屈能伸,人生目标舍小求大,遭遇阻挠先退一步,于是挑衅少年得以活命,韩信则没有像《水浒》里的杨志那样成为牢中囚犯。这种忍属于儒家“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有志之士的有求之忍,最终死在吕后手上。
张良“孺子可教”这种忍,却是放下自我的无求之忍,因而成为得道之士。张良,战国末期的韩国少年公子,为报秦灭韩国之仇,以重金访求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途中于下邳圯上,遇老人黄石公掉鞋于河堤下,命令他去捡上来,张良忍下的想打他的气,捡鞋给老人,又被再让给穿上,张良再照办之后,黄石公笑着说“孺子可教”,让他五天后来此相见,张良答应。约好的那天,张良来的时候,黄石公先在那里,责怪他来晚了,让后五日鸡叫的时候来,张良守约再去,黄石公又早来了,责怪他来晚了,再约后五天的半夜,张良提前去了,黄石公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于是授兵书给他,让他读,此后可凭此书指导君王建功立业。张良很相信,经常读,此后在秦末乱世和楚汉战争之间,成为以道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辅助刘邦开创汉朝的功劳不在韩信之下,稳定太子刘盈的地位之后,经常称病不出,自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潜心学道,不问政事。刘邦去逝后,吕后强令张良食邑到离世。
容不下韩信做王侯的吕后,却强要张良做侯,因为张良“无我无求”,看世间名利如浮云不动心。忍是一种心智功夫,韩信为大谋而忍,忍功不如张良丧命。
二、中华忍功慈俭后与直方大培育善良的理性。
中华文化由黄老道家修炼时代到孔孟儒家修养时代,基础就是“忍”,没有忍就没有“慈俭后”的无为不争的自然之道,也不可能有“直方大”的仁义道德。
《老子》(《道德经》)第67章讲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家修炼圣人无为道之总的方法,我概括为“慈俭后”。《周易》(易经)坤卦二爻爻词:“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儒家修养“厚德载物”君子品格之总的方法。从传说中轩辕黄帝到清朝最后的宣统皇帝,中国人的忍,都是道家和儒家在展示。
传说中黄帝、颛须、尧、舜、禹都是修道的帝君,如果像共工那样将战斗进行到底,在四千年前中国就有今日美国的辉煌。当时的埃及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都比拼军力,走马灯似的你灭我来我灭你,最后到波斯兴起时一个也不存在了。如果夏朝以前的炎黄子孙像埃及人那样征战和贪恋人间幸福,也可能早就被周边野蛮却有战斗力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给灭了,却因为帝君修忍功,征战适可而止,不掠地不灭族不搞种族奴隶制,使帝君时代一直延续到商朝。
周朝取代商朝,以王代帝,以宗法礼制封建型的等级伦理治国,可谓第一个新中国。两百多年后中国转入东周列国•半封建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篡权、淫乱,不断开战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并带出百家争鸣:道家隐修显身,留下《道德经》和《黄帝内经》,分化出儒家、兵家,再分出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经过诸侯兼并、卿大夫专权、士大夫专权,在战国时代七个王国中,秦国最先实现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建立秦朝统治15年。统一基业被汉朝继承,从东汉到西汉形成汉族国家,本土道家、儒家和印度传来的佛教为儒家主导的“直方大”仁义道德,以君主制仁政理论模式,以皇朝为国家,传承到清朝。
中国历史从东周开始,呈现道家搭台、儒家演戏的特征。“慈俭后”的张良之类的忍,在辅佐君王、丞相的谋士、军师中出现,人虽不多,却唱的都是不平常的歌,从张良到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等,都能在冲突之际以冷静的态度面对,先审视自己的过错,分析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理性、善良和不怕吃苦。
三、君臣不忍是明朝汉族亡国的根本原因。
刘伯温是张良之忍的绝唱。从明朝起韩信的功利之忍越来越多,却走向变异,忍的背后不再有“直方大”的君子品格,而是伪君子的阴毒:“今天忍你,十年后整你”,韩信之忍太监化。后人谴责朱元璋残忍,却宽容了巨子不忍的强势。
有网友指出,明朝大臣经常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指教皇帝,却不知道孟子以客卿做帝王师的时代已过了1000年。战国儒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用我的建议,我就留下做臣;不用,我就尊圣贤诵经,带我的弟子去。春秋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制约诸侯兼并土地、贪恋女色的私欲。尽管诸侯急功近利没采纳,但都知道说得对,只是目前打仗暂时用不着,都敬孔子为大贤,鲁国哀公尊称孔子如父亲。但宋元以后情况不同了,官员富难过三代,出生贫寒者靠科举得到官职,很强势,犹如今天应聘得到职位的公司员工,拿老板(皇帝)的薪水却说“我比你重要”,必然令老板(皇帝)窝火:拿我的俸禄还教训我?过分了吧!明朝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明朝大臣以“民贵君轻”劝诫,站在国家的制高点上,让皇帝做的很压抑,有的学木匠去了,有的早朝时学商贩做小买卖去了,有的游江南玩去了。“民贵君轻”是对有忍性和能力的圣君提的要求。秦汉以后听得进并能身体力行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而明朝于谦、袁崇焕等大臣,清廉却气势强过皇帝,皇帝没有唐太宗的忍性和能力却有杀他们的权力,于是虽然有功于社稷,却被诬陷处死,袁崇焕甚至被老百姓咬死。李自城接管明朝皇帝权力,大将刘宗敏忍不住对名妓陈圆圆美色的贪欲,强抢而去。吴三桂则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清朝引清兵入关。明朝汉族从君臣到民众都失德与天下,“己所不欲,强加于人”,背离儒家“直方大”恕道很远。所以清兵只用18万铁骑就横扫天下,强迫汉人男留长辫子、女裹小脚,这可谓上天借满族的征服,教训丢失了为善而忍而吃苦的美德的汉族。
明朝汉族儒生的重大变异是以讲道理强劝皇帝讲道德,却不再有“邦无道,卷而怀之”的隐退洒脱。满族的征服强迫汉人学忍,明朝巨奸强臣在清朝基本绝迹,才有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能忍的经国大材。清朝有一个大家族,老少100人左右,五世同堂。清朝皇帝问其家长治家的奥秘,他说:就一个“忍”字。
这却是我40多年里不理解也不接受的,认为:忍气吞声地活,不如不活。我曾经倡导“不管伦理,先幸福着”,却不懂得幸福生活是“忍”中产生的,是清心寡欲的结果。幸福指数高,是忍痛割爱成就别人的结果。向往幸福的人是100%,能清心寡欲地受苦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幸福成了成年人的童话。现实社会中想当好官的人很多,却通常因为忍不住对名利情色的欲求,半途转入贪官团队。许多人在当老板以前说:“以后有钱了,要对员工好”,但当了老板以后,就跟以前他的老板一样了,甚至对员工更苛刻。有人说的好:好老板是“忍”出来的。急功近利马上求员工回报者,当不了好老板。道德水准的高低与明辨是非的能力成正比。能真诚舍己为人的人心地善良,能够吃亏。吃亏换来的是洞察人事的智慧:哪些人能信任,哪些人不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理性增进。
结语:善良而受苦的忍者,理性智慧,才有真幸福。
中华千古帝师孔子说:发乎情,至于礼。儒家礼教传统是理性的桥梁。家人之礼使情感本能在家庭中培育仁爱、孝心、忠贞等,逐渐转成清心寡欲的道德理性人。当今中国中年人不讲仁爱、孝心、忠贞等,情感很容易泛滥,办公室和社交场所的异性交往很容易成为念想,忍到难受时,心一横不管那么多,就越轨了。
为善而忍而受苦的道德传统,使中华民族以朝代为国家,在上古时代,在上天注视下一齐迈步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爱琴海的四大文明消失后,还能继续延续两千多年。问题在于到明清时代礼教僵化,皇帝、族长、老师看到洋枪、军舰打进中国,目睹租界和教堂修建,不知道是宪政文明时代来临,普遍抵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度推进西方传来的民权宪政,以求公平。儿女、女人求公平,抛弃孝道、妇道投奔延安,理性弃善良而趋于邪恶,只求“枪杆子出政权”和“笔杆子搞统战”,结果中共内战胜利,以人民名义占有国家,战天斗地整人。
共产党讲斗争哲学,最蔑视为善而忍而受苦礼教传统,公然宣扬社会敌对主义,以党性反人性、反道德,持续残害善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所在的时代的最文明的制度最先进,其实每个时代实行的都只是与当时人的道德水准相适应的制度,如此而已。人的幸福指数,皆因失忍为恶,而降低再降低。为善而忍受苦难者大智若愚,在忍让中,本能升华为理性,人格健全,才有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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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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