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泽东在庐山上和庐山下态度不一，出尔反尔。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下山前传达了毛的指示“事情到此为止，只在山上，不许带到山下。回去以后，政治局开一个民主生活会，作些自我批评，抓好团结。”“这次比上次庐山会议（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处理得好，应当让犯错误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全党要搞好读书学习，首先政治局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民主生活会。政治局要领导好全党的批修整风，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最主要的。”毛还否定了康生提出的“要把问题落实到‘人头’上，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的建议。（页489）似乎毛已经将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区隔开来。但是下山后，毛依然抓住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不放，并进一步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牵连进去。这意味着毛推翻了他在庐山上讲的“事情在山上解决了，不带下山”的说辞。黄李邱等人也不得不写深刻检讨，以求过关。对于毛泽东的出尔反尔，邱会作说“毛泽东曾说“问题不带下山”，不久又把老账翻出来；有时公开说庐山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又揪住我们不放；有时好言安抚我们，可转眼间又严加指责；他一会这样，马上又那样……搞得我们摸不着头脑，懵头转向。多少年来，我没见过毛泽东这样出尔反尔地处理重大问题。在华北会议上，无辜的李雪峰、郑维山垮了台，黄永胜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些使我的心情非常压抑，思想包袱更加沉重了。”（页510）
（2）军委办事组试图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由于“上海帮”有意抵制政治局生活会，使庐山上产生的矛盾无法弥合。军委办事组认识到不能指望政治局召开生活会以解决争端和矛盾，必须争取主动，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军委办事组于是在全军开展批判“天才论”的学习运动，造了不少声势。这也是军委办事组试图划清与陈伯达的关系的重要措施。外人对此搞不懂，以为军队“不务正业”，但军委办事组心里清楚，这是必须搞的，是作给毛泽东看的。（页494、501）
（3）军委办事组也影响林彪采取主动。军委办事组向叶群建议，加强与毛沟通，林应主动向毛作个自我批评，以迎合一下毛。1970年9月28日林从北戴河返京去见毛，主动“认错”说：“我还没有回家就先来看主席。庐山会议过了快一个月了，当时我缺乏应有的谨慎，讲了些欠妥的话，结果在房间里划了根火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主席很关心，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毛说：“擦根火柴是烧不着房子的，因为目的不在于烧房子。我每个月都要擦几盒火柴，除了抽烟，什么也没烧过。对问题反复思考是对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说话了。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这些年好些了，我们要注意发扬敢说话的好作风。”毛对林彪的“认错”是高兴的。此外，林彪注意多向毛送部队和战备方面的有关资料。毛还找叶群谈话，大意是：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陈伯达的问题（从此不说是庐山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页502－503）
（4）毛泽东利用38军揭发陈伯达的资料作为“石头”打击军委办事组。表面上，该揭发材料是针对陈伯达的，但是却成了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撤换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38军在文革初期支持河北省的造反派，与河北省委和中央军委搞对立，但却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中央军委一直对38军有所批评，而这次38军揭发陈伯达实际上是向中央军委报了一箭之仇。毛要求召开“华北会议”，并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会，参加批判，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许多无端的指责、揭发和批判。而毛则顺势拿下李雪峰和郑维山，由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取而代之。
（5）1971年春节后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诸人的谈话。第一，对张春桥的问题，没有毛事先的同意，无论如何不可去做。第二，江青的问题特殊，必须忍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第三，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要写出有份量的检讨。周甚至将自己延安整风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要彻底讲清自己的错误和问题。黄永胜代表军委办事组表示，大家心里有怨气，那几个人太霸道，很难共事，另外，担心毛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周当场表示，不存在信任问题，否则毛早就采取断然措施了。周最后说“我和办事组的同志们是心心相印的。你们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我感激诸位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页519－520）换句话说，军委办事组乃至林彪都必须放下自尊，自毁认错，彻底屈从于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宽大处理，周恩来自己就是明显一例。
（6）毛泽东在军委座谈会前后的出尔反尔。军委办事组内部在是否应该在会上作检讨有过不同意见。黄永胜通过汪东兴请示了毛，毛表态“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作检讨了。”毛在会议期间还说“军委的会，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军委办事组于是加强对陈伯达的批判。然而，毛的一个批示重重地打了军委办事组一闷棍：“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江青、张春桥趁机狠批军委办事组，连江青的“文艺战士”于会咏、刘庆棠、钱浩亮也竟然列席会议并发言，毛远新更是言词激烈，恶狠狠地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对陈伯达仅仅批判还不够，还必须进行审讯！和陈伯达一起发难的人，现在一不揭发他，二不批判他，是愚蠢的。毛泽东对庐山上犯错误的人不断批评教育，并且很宽大，但要是超过了限度，全党不会答应！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把刘邓反动司令部摧毁了。如果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坚决地摧毁。”（页524）人们一直以为毛远新在1975年批邓事件上起了重要作用，殊不知早在1971年初打击军委办事组问题上，毛远新就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做深刻检讨。黄永胜带头做检讨，军委办事组内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在检讨报告上批示曰“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7）毛泽东对林彪的“妥协”。毛在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召集军委办事组谈话，并提议周恩来带队去北戴河向林彪作汇报，主要向林介绍中央出现的问题、陈伯达审查情况和国际形势即外交工作等。毛的这个态度值得人们深思。邱会作认为：“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用了很多手段调整中央里两派的力量，支持原中央文革那一方，对我们施行高压政策。可林彪就是不吭气，任听毛泽东摆布。到了此时，毛泽东再压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了，于是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让步’，想结束庐山问题，至少先挂起来，这才让我们到北戴河去。毛泽东的这个举止，我看可以表示两层意思。一是他和林彪在如何对待上海帮而产生了隔阂，他想修复，促进全党的团结；二是他表示了对林彪一定的尊重，不会把林彪晾在一边。”（页541）
（8）毛泽东第二次与军委办事组谈话，表示处理完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问题。如今的文革史当中流传着李德生的一个回忆，说毛泽东对刚从北戴河林彪处返京的黄永胜等人大为不满。李德生回忆说“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但当时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说什么。”（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第5页）
然而邱会作的回忆却印证了一个与李德生回忆截然相反的事实。当毛泽东听周恩来介绍军委办事组在北戴河受到林彪“批评”时，高兴地说“不要怕批评，你们心里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毛还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所以有个正确使用的问题。”周恩来此时插话说，“王明路线打着批评的旗号，伤害了很多的好同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受害者。”（页542）随后毛兴致勃勃地大谈了一番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笔者认为，毛后来的南巡讲话也是这套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批陈整风和陈伯达的问题。毛向黄永胜表示“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然后又向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里没有了，都处理完了。”毛还对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最后，毛又对黄吴李邱几人重复地说了一遍：“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里都处理完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规模，周恩来提议到会者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中央党政军机关中的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元帅、大将和一些老同志。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毛对此也点头同意。（页543－544）
吴法宪的回忆对此也有相应的描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引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第839页）从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来看，虽然在回忆毛泽东谈话方面有些出入，但总的意思不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并未说过那番语气激烈的话。如果确有李德生回忆中毛的那番话语，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不会忘得干干净净，更何况这是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政治生命和安危，毛泽东就此问题的的处理态度也是日后中央政治工作走向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李德生的所谓回忆并不可靠。
（9）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斗争。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要把这个会开成“过关会”，因此利用毛的谈话指示精神为“挡箭牌”。而上海帮则希望将会议开成批斗会，逼军委办事组作检讨，并声称“要抓路线斗争的新方向”。在西南组开会时，徐景贤、毛远新等人就集中围攻吴法宪，导致吴心脏病发。（页546、552）周恩来随后到西南组坐镇，制止对吴法宪的继续揪斗。林彪得知消息后当天即从北戴河返京，叶群从机场直接到会场，声明是毛让林回京加强对会议的领导云云，压制了上海帮揪人斗人的企图。但是在会议结束时仍然按毛的旨意给军委办事组作了“组织结论”－－“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再次显示了毛处理问题时的前后不一。对于是否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决定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种党委常委，各兵种指传达到司令、政委。在文革当中与江青等极左派的斗争，惟有军委办事组是被中共中央认定犯了“路线错误和宗派错误”。其实这就是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的明证。邱会作说：“中央给我们几个人作了书面组织结论，是对我们的沉重政治打击，是上海帮的很大胜利。但是，它又为我们反对‘四人帮’留下了铁证，是我们的光荣！其实那时我心中就没有‘不光彩’的感觉。我们反对康生、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稳定，也就没有国家的稳定。解放军不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他们就会夺取更大的权力。并不是我们个人有多么高明，去反对他们那伙人，当时任何一个处在军队领导岗位上有良知的人都会那么做，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页557）
（10）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自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希望林彪公开出来认个错，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可是林彪就是不愿开这个口。一次叶群在与黄吴李邱等人议论时，将林的想法说了出来。叶群说：“林总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心里清楚，不就是反了一下上海帮吗？如果林总给了你们批评，就是给了别人子弹，会用它来打你们。”（页573）以笔者之见，叶群这番话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林彪自身，如果林彪出面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毛泽东和江青等人提供了子弹，反过来用来打击林彪，就如同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的信一般，被毛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成为打倒彭的一个武器。
（11）毛泽东找叶群谈话，释出对林彪的善意。1970年“五一”天安门观礼后，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内很亲热地与叶群作了长谈。叶群事后回忆，毛谈话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犯错误的两重性，不管大错小错，改了就好；二是注意学习党内斗争的历史，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三是不要忘乎所以和盲目性，要学会冷静思考问题。整体来说，毛对叶群是安抚的，所以，叶群那天非常高兴，并随后转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页565）这一情节也可通过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予以印证，张云生回忆说：“国庆节后那几天，叶群的情绪尤其‘高涨’，原因是在参加国庆大典时，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她回到毛家湾后得意地说：‘主席对我很关心，还鼓励我多看点马列，多……’”（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第622页）毛泽东对叶群释出某种善意，也可以说是对林彪释出的某种善意。
笔者认为，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4月底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整整8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态度是采取了出尔反尔、又打又拉的手段，一方面在庐山上表示，庐山上犯错误的人是属受骗上当，问题在山上解决，不带下山，而另一方面却在下山后抓住军委办事组的检讨不放，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一方面表示军委办事组不必在会议上作检讨了，而另一方面却指责军委办事组不批陈，压迫几位大将们作检查。一方面在接见军委办事组之时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另一方面却纵容江青等人在会议上继续围攻批判军委办事组诸人，并给几位大将们作政治结论。毛泽东的这些手段交替使用，的确将军委办事组搞得七上八下，不知所措。但是毛泽东背后的最终目的还是针对林彪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起因于林彪的讲话批评了张春桥，从而引发了大多数中央委员们的共鸣，毛泽东以牺牲陈伯达而保护了张春桥，再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林彪低头。但是林彪却软硬不吃，毛泽东犹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自下台阶，以给军委办事组做所谓政治结论为结果，暂时将这场“斗争”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