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死胡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命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原题：《“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