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扬子晚报》（A2版）以“百年清华走出29位大师”为标题，骄傲地细数并介绍了从清华之门走出来的29位大师。就在前一日，清华借座人民大会堂隆重举办了以“百年沧桑自强不息，世纪华章厚德载物”为主题的100周年校庆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受邀到场，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此刻，作为政府之脸的舆论媒体，总不失时机地大力配合宣传，试图证明清华人确实了不起，清华之校确实是个伟业的地方。想一想，百年间居然有29位功勋卓越的大家闻名于世，而29位中又有两位在国外生活的李政道与杨振宁（杨振宁晚年移居国内），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多光荣呵！
这里，主办方用“百年沧桑”来形容清华百年之路走得不平坦；用“世纪华章”来形容清华所创造的辉煌。“沧桑”一词我能理解，但“华章”这词儿该如何解释呢？静下心来，我查阅了这些大师的个人资料。29位大师中，除去一些在部队里生活或受周恩来、毛泽东保护的科学家，另外再除去因公殉职的科学家郭永怀和一直在国外生活的那几位，其他那些大师——特别是人文领域里的研究大师，他们虽是响当当的清华人，但其命运不约而同彰显了坎坷、磨砺和被羞辱一面。
各位，耐性听我讲解一下：
历史学家吴晗，6岁能“立地成诗”，1959年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1961年应《前线》杂志之约，与邓拓、廖沫沙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杂文；1965年11月，《海瑞罢官》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文革爆发至1968年被捕入狱前，吴晗天天挨批斗。期间，夫人活活气死。 1969年，吴晗见生无意义，便自杀身亡。几年后，女儿吴小彦逮捕入狱，后被逼成疯，关进精神病院。1976年也自杀身亡，时年仅22岁。四口之家只有吴晗的儿子吴彰死里逃生，后去美国留学。
建筑大师梁思成，召谁惹谁了？文革中不断遭揪斗，饱受精神摧残。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若要出家门，胸口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文革结束后，日子才安定好转。
桥梁工程奠基人茅以升，因为在1958年由党发起的向民主党派交心运动中提了意见，随即被打成右派。铁道研究院对他张贴的批判大字报，最多时达到五百张。各单位的人每天到他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也被株连成了右派。茅家还有茅于恭、茅于榕等多人因此沦为右派（对此段历史，现在的党史仅说解释说反右扩大化了，而不认为这是对全国知识分子精神与肉体上双重摧残的记录）。
物理学家叶企孙，《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 第3期(2008)撰文说：“叶企孙在文革中受其弟子熊大缜冤案的株连，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批斗遭逼供直至逮捕入狱，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堂堂一位学者，命运如此悲惨，这真是悲惨的世界呵。
中国建筑学家杨廷宝，这位大师命运还算幸运。“文革”中，他虽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纸糊高帽子，也被关过牛棚，但后来有幸被党“解放”，成为党树立起来的一块“活样板”。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各地来的采访者，大谈自己是如何完成思想改造的。至于他精湛的业务，却无人理会，被冷在一边。
气象学家竺可桢，比较起来，他也许是幸运的，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红色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文革”前夕，为了避免冲击，他向组织提出：只领原薪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上交；辞退家中保姆；缩小住房面积；家中不挂画饰，字画全部交中科院有关部门；把属个人私有的钢琴赠与科学院下属幼儿园。竺可桢每天像苦行僧一样折磨自己，但这样丝毫不能减轻心中的痛苦。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文革吃过苦头，但他会见风使舵，很快得到党对他的“解放”，免每天扫地和抄大字报。对他的评论，我还是引用一位网友在《可怜的泰斗》一文中一段话：“一次会议，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哲学贡献时说，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在95年。这是什么时代了，竟然还在用这样的假大空的政治模式，看来张岱年心依然在专制的枷锁中，在自觉地做奴隶，自觉地阉割自己，依然在恐惧自由，逃避自由。…….1957年之后的张岱年就不存在了，张岱年就失去了哲学和学者的尊严。有些是政治的高压，更多的是侏儒的哲学成为他人生的根本，他成为中共最完美的奴隶。应该说成为模范共产党员教授。”
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在他23岁时，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了《雷雨》，从此一举成名；二年后，又写了剧本《日出》，被世人赞誉为“摄魂者”。他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代宗师，功勋不可埋没。然而，他的卓越才能在“文革”中被彻底扼杀了。文革期间，不管遇见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他都要主动弯腰，并鞠一个90度大躬，再补上一句：“我就是反动文人曹禺！” 现代话剧奠基人的曹禺，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经历，对号称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真是莫大的讽刺呵！
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文革期间，钱钟书没能幸免抵挡“红色风暴”。好在他有超脱感，在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他在头上顶着纸糊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时，走在大街上，仍从容不迫。试想一下，在黑与白是与非颠倒、人成鬼鬼变人的时代，能够保持这种超脱的境界，有多少人能做到呵？文革运动像个无情大磨盘，又有多少秉守人格尊严底线的知识分子能在这个磨盘下免其筋骨被碾碎并找到一条逃生之路呢？
国学大师季羡林，其学问高深岂可用“车载斗量”来表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却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罪人，他在“新旧社会说”一文中便淋漓阐述了这点。人们在他写的《牛棚杂忆》里也可以读到他的忏悔之言：“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现代数学家华罗庚，文革受到的冲击不少，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家门口，而且不允许撕掉，撕掉就是反革命分子。好在他能放下人格、尊严，并愿做专制的奴隶。这样，既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免使全家受到更深的伤害。放下人格、尊严，换得全家人身安全，如此制造恐惧的社会和对知识分子实施无情镇压的专政机关呵！
人造卫星奠基人赵九章，著名科学家，“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文革中，赵九章天天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去接受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几十斤重的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从肉体到精神上，一直不停地摧残他。文革没结束，他便选择自杀，走完了全部人生之路。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还算轻些。那时，多所学校贴他的大字报。别人遇到这类事都会绕道而走，但他却一脸无所谓。还瞪大眼睛，把大字报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几个字看了好几遍，并做出欣赏样子。后来若不是受周恩来间接保护，早就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脚了。周恩来是毛（魔）的左右手，没人敢对周提反对意见。
近代力学之父钱外长，1957年反右运动滚滚而来时，已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因对清华照搬苏联教学模式发表不同意见而备受攻击，最终被打成 “右派”。所幸的是，他没有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是毛（魔）保了他。毛（魔）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毛（魔）是皇帝，皇帝的话就是圣旨，圣旨保佑钱外长没受到更多的政治打击。
经济学家兼教育家陈岱孙，虽然能做到明哲保身，但他教过的一名学生却难逃打劫难。那学生的儿子后来写回忆录说：“父亲曾是陈岱孙先生30年代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公职。1964年被送往精神病院长期治疗，1973年 病情好转出院后回西城区老家居住。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他找不到工作，没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几乎靠乞讨度日。” 陈岱孙每月按时给这位学生五元钱，救济了八年多。要不然，这位清华高才生必死无疑。
好了！举这些事例已够凄惨，本人不想再佐证。虽然《扬子晚报》统计对象是以1949年之前毕业的清华人为分界线（1949年之后毕业的、即便成为“大师” 的人，一律不在此统计范围内），但是我觉得：在清华，或者说在全国各所名牌大学，长江后浪没有推前浪；学生即便是毕业了，倾全部精力所学到的知识始终超不过自己的教授。
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没有创新和挑战精神，对老师在课堂上的授课内容不敢抱质疑态度。再则，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教师，地位与威望不是很高，他们的待遇与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根本没法比。这些曾经被称为“臭老九”（排名在娼妓后面）的人，苦苦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而那些待遇比他们高的群体，则是通过点燃别人、照亮自己的手段来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
相比之下，成立有一百二十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后共有12位获得诺贝尔奖。斯坦福大学是美国一所私立大学，私立大学能出世界级的大师，应该归功于这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即：激励每个学生拥有高度的创新与挑战精神。如果一个学生不敢对课堂上老师讲课内容抱质疑态度；不敢对这个社会投挑战目光，那么何来进步可言？
清华大学，或者说中国各所大学出不了重量级人才，那是因为党化教育、党干涉学术自由、党国不分的结果。兴党就是兴国，爱党就是爱国。天下不为公而为私。在如此含糊不清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下，大学会顺理成章造就出一代英才吗？答案显然不会！它只会培养出一批忠心听党的话的人。
目前我们的学校，最需要提倡的是要求学生具有创新和挑战精神，而不是争做安分守己的维稳积极分子。这就是清华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清华出不了巨星的原因。
201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