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是文革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邱会作的回忆有几点值得关注：
（1）林彪何以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新的党章草案由康生、张春桥负责，增加了“接班人”这一新条文。但是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式提出删除新党章中的“接班人”字句，但江青和张春桥却发言竭力为此辩护，得到与会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林后来再次表示不同意，但毛泽东出面表态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毛泽东表态如斯，林彪也就不好再开口反对了。然而，上海帮为何要如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对手林彪呢？据周恩来事后对邱会作所言，原来张春桥等人想在新党章中将林彪列为“接班人”的同时，也借机把江青列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但是此举受到康生的反对，康生认为如果不谨慎，已经得到的东西也会丢失，不仅军队方面反对，连毛泽东那一关也通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同意把江青写进党章。但是由于党章初稿已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如果拿下来又会成为新的政治问题，故只好保留，由毛泽东裁决。结果是中央文革弄巧成拙，白白送给自己的对手一顶桂冠。由于康生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说服江青尚需周的配合，故周恩来也洞悉了其中之内情。（页212－214）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的结果。但历史恰恰相反，是林彪与江青斗争的结果。江青等人原打算“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希望林彪能够对此投桃报李，支持江青出任政治局常委。未料林彪对江青厌恶致深，怎么可能让江青等人的计谋得逞。
（2）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在1969年春节后吩咐陈伯达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并请陈与林彪商量。陈有意撇开张春桥等人，与林谈妥后定下大意和纲要。林彪和陈伯达虽然没有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话挑明，但意思都说了。他们特别为政治报告起了个题目，《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的草稿遭到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江青甚至指着陈的鼻子大骂，声称陈伯达报告稿上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搞经济建设是公开把赫鲁晓夫的观点写进我们的报告里来了。与此同时，张春桥等人也起草自己的政治报告，并请毛泽东及时修改。陈伯达就此曾在军委办事组发牢骚，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说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只提文化革命运动，不提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正常工作，是和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运动就是一切’如出一辙的修正主义东西。”林彪得知陈起草的报告被否定后，对此就不理不问了，甚至连看都不看。（页206－210）笔者认为，这正是林陈与毛泽东政治思想分歧的开始。林彪和陈伯达希望将中共的理论基调拉重新回到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即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而江青、张春桥等人却真正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衣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中共的核心任务。在在显示了林陈与毛江的根本分歧。
（3）毛泽东在九大上带头捧林彪。在九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好不好？”林彪马上反对说“不好不好，大会主席团主席要毛泽东当，赞成毛泽东当主席团主席的请举手！”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邱会作指出“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文章’。他这样作和他的开场白，是为大会定调子。”（页222）此后，周恩来在九大的发言中，长篇颂扬林彪。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泽东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泽东，捍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为何周恩来对林彪作如此颂扬？邱会作说“周恩来没有自己的目的，他是跟随毛泽东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要让林彪当主席团主席，那么捧林彪，这就要大家也要有个态度了。你可以看各代表团里的发言嘛，捧林彪比周恩来过分的人多了，老同志捧，新人也捧，革命派捧，造反派也捧，是一股风嘛！这个风，是毛泽东自己掀起来的！”（页231－232）林彪在九大上被树为党章上的接班人也是由此而来。
（4）“中央文革”的命运。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是否还应继续存在成为中央高层的一个角力。江青等人极力主张维持这一机构，但党内老干部们却一致反对，原因就在于“中央文革”集党内整人之大成，整人太多、太狠、太残忍。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对此意见是一致的，即九大后“中央文革”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颇有自知之明，毛对周恩来说“‘九大’后不能再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处理中央的工作了，中央文革这个名字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太臭！不能再用了！今后怎么办，今后再说。”周则向林彪和陈伯达通了气，唯独江青不明底细，几次上门找林彪，提出“文化革命正在紧张进行，什么时候结束还遥遥无期，中央文革还要继续存在。”林彪总是不表态，或予以敷衍。（页219）中共九大并未对“中央文革”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行使的职权予以追认。九大后新的政治局开始工作，“中央文革”最后竟然无疾而终。
毛泽东为何同意取消“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要利用“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倒台后，经过“三支两军”和各地区“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局势走向平稳。故此，“中央文革”的阶段性使命已然完成，再加上“中央文革”在党内不得人心，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让“中央文革”走进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打算停止文革运动从此放弃江青，或让江青等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毛要他们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换上另一个面孔发挥新的作用。
另有一个插曲是九大主席台座位的排列，毛居中，左边是林、再加上康、江等中央文革成员，右边是周为首的“旧政府”成员。现代党史教材大都认为如此排列“对照鲜明，意味深长”（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89页）。不少海外文人也对此津津乐道，自以为真的“发现了新大陆”，得出中共高层政治确实“左右分明”的结论。但据邱会作的回忆，这实在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是为了应付江青的结果。如果按以往的政治地位或职务高低来安排主席台上的位置，江青必然会被排到边上去，那样一来江青就会大吵大闹，因为江青已然是中央文革的“霸王”，绝不会坐到边上去。于是周恩来动了脑子，尽可能让江青坐在靠中间一些。这么安排实在是周恩来被逼出来的。（页224）如今的党史教材以所谓中央排座位以期“左右”共治，实乃望“人”生意，胡想臆测而已。
（5）江青在九大上的表演。（A）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地区的“劝进书”，要求江青当政治局常委，甚至提出江青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发了脾气，大会及时收回这些劝进书。（B）江青在分组会上肆意攻击陈伯达，吹嘘自己的文革功劳。（C）上海帮摧残陈毅，在华东组王洪文等人以学习为名对陈毅搞通宵达旦的批斗，最后邱会作通知周恩来解救了陈毅。（D）江青亲自上阵打击“小人物”陈代富。陈代富是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因为揭发四川造反派头头张西挺历史问题，江青亲自到西南组训斥陈代富。没想到陈代富敢于坚持己见，毫不畏惧江青等人的权势。由于毛泽东发了话和军委办事组的保护，陈代富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后来还被提升为团级干部。（E）江青曾主动召开一次军队代表会议，江在会上诋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声称毛的接班人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姚文元也不失时机地吹捧江青是文革旗手，当然是毛的接班人。邱会作特别吩咐军委机要员将江青谈话记录稿送中央常委传阅，并故意先送康生过目。康生看过后大急，马上扣下记录稿不许再传阅，并要求军委办事组收回其他可能的外流。（F）九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军委办事组几人做了手脚，让江青等人的选票少了一些，引起江青的不满。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要求查票，还声称这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由于康生不同意，毛泽东也表态反对，查票一事不了了之。但周恩来事后提醒邱会作，除了原则问题，小的问题不要搞小动作。周还特别告诉邱，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就选票一事也有人打小报告给周，周则息事宁人压了下来。（页245－252）
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回忆，深有感慨。首先，江青在中央里的的仗势欺人、霸道、无耻跃然纸上，让世人知悉文革极左派们是如何不择手段达到其目的的。其次，当时在中央里只有军委办事组诸人是制衡江青的唯一力量，连周恩来亦不敢对江青不敬。再次，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之间搞平衡，在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否定了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