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有关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怪状不断涌现：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日渐提高，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渐凋零，无以为继；科研条件日益完善，资讯日益发达，偷工减料的学术剽窃、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学习条件不断改善，大学生却越来越无志于学术，走向物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学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教授”、“专家”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沦为公众奚落、嘲讽的对象。
这些现象并非全部都源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但中国大学教育的缺陷已不容忽视。中国大学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改革？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笔者近年来集中采访了对此很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中国的大学校长。
在笔者采访的14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中，除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外，其余均为大陆大学的校长，包括九位前任校长和四位在任校长。从采访中可以看出，相比而言，前任校长更敢于直言，对问题批评较多，而在任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表现地更为乐观。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这些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航者和意见领袖，也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大学校长的共识之一是，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必须尽快解决。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朱清时认为，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学术论文水分太多，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历史学家、中国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
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大学校长的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他们提议对大学进行“去行政化”，包括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他们认为，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
朱清时警告说，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
大学校长的行政评级，已将他们矮化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是尽其所能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中国大学却是拼命去讨好教育行政部门。在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看来，现在至少应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情况，那时大学管理者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像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校长，社会地位都要高于部级干部。笔者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效法西方，通过招聘和遴选产生大学校长，而不应经政府任命，从而使高校摆脱行政系统的操纵。
大学校长的另一项呼吁是，应该将大学还原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摆脱外部控制，使大学教师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在这个方面，大学校长们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张“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但总体上都主张让大学回归它的学术本原，成为一方独立超脱的净土。刘道玉说，西方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起，就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既不受教会主宰，也不受政府干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学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号召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中国，怎能只学皮毛而不学精髓？
面对大学与商界、学术与金钱日益交织的现状，大学校长们还就一个问题大声疾呼：大学一定要同市场保持距离。笔者采访的很多校长都表示，一些人误认为大学办企业是美国的经验，但其实在那里，学校与企业等盈利机构之间是截然分开的。而在中国，大学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为由想方设法创收、忽视教育质量而一味追求金钱的倾向已十分严重。例如，章开沅痛心疾首地说，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大跃进”，大学成为重灾区，大量教师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额、项目经费、科研课题、学位授予点上，根本无心考虑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
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资源可供借鉴？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现代大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国应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经验。刘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学体制总结为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四种模式，虽然在不同模式中，政府与大学的亲疏关系各有不同，但各个模式均坚持依法、依章程治理大学，以及思想自由与学术自治。有了更好的大学管理制度，中国才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师。
总体而言，这些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并非多么玄奥的理论，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自笔者完成这些采访至今，还未看到现实中的大学教育体制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反倒是仅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高校界又出现一些新的争议话题，例如北大拟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又如青年学者熊培云在外经贸大学的演讲被一位学工干部“砸场”。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中国高校的自由空间也将萎缩吗？
几天后，清华大学就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值得记录的时刻。清华百年校庆正值北京初春，万物吐翠，难道我们的大学还要坚持某种“主流价值观”，对那些“偏激”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学生莫名恐惧吗？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学还能坚持“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精华所在、良心所归，难道这些精神我们今天还不能坚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