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出韶山
1893～1911年（1～17岁）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山冲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半宽，聚居著六百多户人家。他们种茶、竹、水稻，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在一九0八年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没能传到村里，毛泽东是在事过两年离开韶山后才听说的。
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0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姊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0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干爹”。在文家，毛做些轻松的农活，有时在芭蕉塘边的油茶林里割草放牛。他也开始识字，晚间，舅妈在油灯下纺线，毛坐在她身旁看书。毛后来说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0二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进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帐，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贻昌见不得儿子闲著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一天，父子俩当著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裹……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一九0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
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对“性”都兴趣十足，但似乎对他第一任妻子毫无欲望，跟她结婚是出于不得已。这使毛成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对者。九年后他在(赵女士人格问题)一文里措辞激烈的写道：“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还有外文。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一九0八年，清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
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茶的省分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一九0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后，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著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0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大半黄皮裹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
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