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
1966年的5月18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泽东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泽东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泽东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泽东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２、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24－25）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1971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了1966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1966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