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国家生态灾难，1960年毛泽东继续“大跃进”，钢铁跃进人祸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图片）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仍然热中于继续玩“跃进游戏”，念念不忘钢铁产量继续创记录，从而能够在外国人面前神气一把，在历史书上大书一笔。这是在他非常清楚当时整个毛统区到处缺粮、到处饿死人的时候玩游戏的行为。
1959年底，毛泽东身边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毛泽东之命顺便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当已经捂馊的糠菜窝头交到毛泽东手中的时候，毛泽东受到震动。[1]但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大跃进”。会议提出这样的论点：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到1972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他们才会相信我们。[2]这种不顾国家生态灾难、人民生命灾难口气冲天的疯狂论点，除了毛泽东，人世间好象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得出来。
1960年7月，毛泽东发出再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指示，钢铁跃进人祸进一步发展。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二，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倒行逆施地下令将已解散的食堂重又建立，并没收自留地和家畜、家禽，使下等毛奴的生存空间更加恶劣、狭小。说到底，他们饿死是由于毛泽东造成的人祸而不是天灾。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地仿行。贵州省委的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有13万多个，多数办得好，少数不好。看起来，现在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省委决定整顿食堂，扩大规模。毛泽东为主的中共中央的《批示》说，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作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
毛泽东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了一些批语：“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的办法去办为好。”“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是一项大发明，全国一切公社，都应推行[3]。”
1960年大量饿死人以致净减少一千多万人口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三，是1959年、1960年毛统区不但基本不进口粮食，反而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已经大范围饥荒，但是净出口了415.55万吨（出口415.75万吨，进口0.20万吨）粮食，进出口量之比为1：2079；而到了天天都有几万人饿死的1960年，仍然净出口了265.41万吨粮食（出口272.04万吨，进口6.63万吨）[4]，进出口量之比为1：41。大饥荒时期两年净出口的680.96万吨（136亿192万斤）粮食，如果送给饥民每人每天400克，足以让2332万人熬过两年的730天。但是，毛泽东不给毛奴粮食，而是要求毛奴推广“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食用。
直到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对此，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有过回忆，他说：“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5]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1]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贺文贞：《对“三面红旗”的再认识》，北京：《党史研究》杂志1986年第2期，1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1页。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438页。
[5]唐正芒：《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石家庄：《党史博采》杂志（纪实版）2007年第12期，第28、29页。
（原文中作者以毛主席称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