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站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她，温文典雅，从里到外透着逼人的美丽。她就是被国民党称为“国母”的宋庆龄。据说，当年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美了，美到会令你一时说不出话来，美到你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
或许正是这让人窒息的美丽，才让孙中山不顾年龄的差异，不顾世俗的眼光，毅然选择与前妻离婚，而与之结为百年之好。十年婚姻中，宋庆龄不辞辛劳，陪伴孙中山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四处奔波。她不仅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赢得了国民党人的尊重。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却逐渐走上了背叛“三民主义”之路，甚至还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并接受其指令，成为苏联和中共反对国民政府的坚定马前卒。她的选择不仅使其在文革中蒙受了羞辱，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死后也没有选择葬在孙中山身边。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于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不顾国民党被中共篡夺领导权、国民党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仍继续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并与国民党左派坚定地站在危害国民党的中共一边，因为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发扬孙中山的遗志。可惜，她错了，不遵守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正是中共，而宋庆龄在这错误的认识之路上是越陷越深。
1927年，蒋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发动清党，宋庆龄于7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并从此与蒋介石一系决裂。同月，看清中共真面目的汪精卫也开始清党，宋庆龄随即离开中国，途径莫斯科前往欧洲。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宋庆龄受到了苏共的厚待。此时，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共产党在南昌等地的武装暴动而与其断交，宋庆龄与陈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谴责国民党政府。此时的宋庆龄还在莫斯科首次见到了同样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
1929 年春天，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导国葬。此时宋庆龄再次公开谴责国民政府，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 显而易见，此时的宋庆龄业已沦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
因宋庆龄所言鲜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直到1931年为母奔丧才回国，并由此开始执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任务。在1929到1931年回国前，宋庆龄的履历上一片空白，或许其在此期间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培训也未可知。反正再次回来的宋庆龄，很快成为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
关于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事实，我们可从中共领导人廖承志的回忆中一窥端倪。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其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覆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份，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宋庆龄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之一是营救在上海的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负责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进行资助。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而言至为重要，因此苏联和中共立即进行紧急营救工作。当年7月，宋庆龄为奔母丧，由德国经莫斯科返沪。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引录了蒋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蒋之为人，由此可见。
而杨天石也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民权保障”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营救牛兰夫妇。因为名与实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宋庆龄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壕中的另一证据是1937年1月她写给中共领导人、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庆龄在告史沫特莱向外界泄露秘密状的同时，还透露出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真实身份。比如当宋庆龄为中共的“同志们”的背信弃义辩护时，宋子文却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很显然，此时的宋子文与宋美龄业已知晓了宋庆龄的真实身份，但面对这种秘通共匪的行为，他们则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此最终付出了丧失家园故国、父母坟墓被挖的惨烈代价。
为共产国际和中共甘当马前卒的宋庆龄在中共建政后，得到了回报：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由于中共并不知晓其加入共产国际的秘密，宋庆龄遂向中共提出了入党问题，但毛泽东表示其在党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让其留在党外。
文革期间，宋庆龄父母的坟墓被挖，她亦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愤怒痛斥建政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表达自己的不满。
1981 年5月，宋庆龄因病去世。据中共官方材料，在其去世前，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共，中共遂批准其为正式党员。然而，在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撰写的《宋庆龄晚年说： “不勉强吧!”》中一文却提到，宋庆龄听说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后微笑着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即将走完人生之路的宋庆龄留下的遗言之一是：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也许，此时的她才多少有些醒悟，明白了跟随共产党所走的是怎样的一条祸国殃民的黑暗之路，而背叛了孙中山、为美化共产党起到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的自己，的确是没有资格与其安葬在一起的。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