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8月的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确切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和第二两个劳改队正在该校东侧厕所一带劳改，有的拔草，有的扫地，有的掏大粪，一个个汗流浃背。这时，两个身穿军装、手攥宽皮带的红卫兵，来到我们面前。我偷眼一瞥，这两个学生，大约十五六岁光景，虽一脸稚气，但透着凶狠。其中一个我还认识，是初三四班学阿拉伯语的。他俩冲着我们吼道：“我们今天晚上要用两个人，给我们抬死尸去！”然后指着党总支书记程璧和副校长雷力说，“你，还有你！晚上跟我们去！听见没有？”我们大吃一惊：谁又遭难了？红卫兵见我们摸不着头脑，用鄙夷不屑的神情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地主婆刘桂兰给打死了！晚上让你们收尸去！”刘桂兰？难道就是幼儿园打扫卫生的阿姨刘桂兰？这人我不陌生：她原来是收拾外籍教师办公室的，我是西班牙语教师，因为教学工作，常常在外籍教师办公室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跟她打照面。在我的印象里，她很有礼貌，干活又勤快麻利，模样儿虽不算漂亮，但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给人好感。后来，不知为什么给调到幼儿园去了。她为人很倔，不会拍马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敢直言顶撞，往往得罪人。她恐怕也就是二十五六岁，怎么成了地主婆给整死了？
我们正疑惑间，忽听得红卫兵又大喝一声：“程璧！雷力！你们俩听见没有？晚上抬尸去！工具房集合！”雷力人高马大，身板硬朗，胆子也大，不发怵；再看看程璧，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给剃了个阴阳头，衣服上尽是被泼洒的墨迹；而且，前几天，一条腿还给打瘸了。要她去抬死尸，岂不是作弄她吗？我实在看不过去，便硬着头皮，对红卫兵说：“你们别让程璧去了，我去！”红卫兵看看我，没说什么，倒痛快地答应了。
干完活，回到宿舍，我才听说，刘桂兰是在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被活活打死的。她死得很惨，据说被红卫兵左一皮带，右一皮带，打个不停。那时她还没来得及奶孩子，乳房胀得鼓鼓的，又不讨饶，还不住地还嘴；打红了眼的红卫兵可不是好惹的，便照着她胸部猛打，几皮带她就痛得在地上乱滚，开始还抽搐着，不一会儿就咽了气。我还听说，红卫兵原本也不知道刘桂兰是什么“地主婆”，是医务室（就在幼儿园附近）一个与她有点个人恩怨的人给红卫兵吹的风。
在劳改队里，数我最小，别人都四五十，有的快六十了，我刚三十。我仗着年轻，反正也豁出去了，倒要领教领教“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吃罢晚饭，我看时候差不离了，便到总务处西边的工具房集合，只见雷力早在那里等候了。还是他有经验，带了一条旧床单，是用来裹死尸的。雷力在“文革”中表现得真是“积极”，不但体力活从不含糊，就连他十来岁的女儿由别人唆使在他被红卫兵打破的脑袋上撒盐，他也毫无怨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那两个红卫兵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拿出钥匙，打开工具房的小门，勒令我们进去抬死尸。我们不敢怠慢，赶紧低了头，钻了进去。我们定睛一瞧，在朦胧中看到刘桂兰横卧在地，混身血污，光脚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散发出一阵阵特殊的腥臭，令人不堪忍受。雷力飞快地撒开床单，从头到脚把尸体一裹，他抱头，我抬脚，按红卫兵的命令，搬到停在甬道上的吉普车里。
到了火葬场，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勒令我们抬尸下车。一下车，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儿扑鼻而来……见我们抬着尸体来了，工人师傅倒很和气，把我们领进一个大房间，让我们把尸体放到地板上。我们依命行事，以为苦差就此到头了；不料背上重重挨了一皮带，听到红卫兵大喝一声：“起来！走！在房间里走一圈！”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耳边是红卫兵的咆哮：“老实点！不老实，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走完一圈，心想这回该完事大吉了吧？偏偏事与愿违，该着我们倒霉。这时，只听得轰隆隆开来四五辆大卡车。卡车停处，跳下二十来个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他们和我们那两个一接头，我们就意识到没有我们好果子吃了。果然，那帮红卫兵里，跑过来三四个，也挥舞着皮带，冲着我们大喊：“你们两个牛鬼蛇神，给我们抬尸去！”说着，便驱赶我们俩朝大卡车跑去。到了那儿，只见有不少人在卡车上忙着搬麻袋，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里面装的准是死尸！这时，我脑袋里飞快地一转：“四五辆卡车，就算一辆装十个麻袋吧，这一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啊，天哪！”正发愣间，红卫兵又吼了：“还愣着干吗？还不快搬！找揍哪？！”我和雷力当然不敢违命，便随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牛鬼蛇神”的人一起，使劲地搬抬这一个个十分沉重的麻袋，我心里默默地记着数。整整八条人命！那一夜，加上刘桂兰，我们竟抬了九具死尸！
干完活，我们俩站在停尸房门口，听候处理。我们学校那两个红卫兵也回来了，见我们俩乖乖地站着，过来一人给了我们一皮带，说：“表现还不错，滚吧！”说罢，押我们上了吉普车，回校了，对我们的折磨算是暂告一段落了。
那一夜，仅我们所见的那一小拨，就是四五十条人命，一晚上，恐怕不止这一拨吧，那该是多少冤魂呢？而且，有没有人想过，这些毛头小孩子，怎么一夜之间竟个个变成凶神恶煞、毫无人性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