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商”
经商大潮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悄悄兴起的，起初是“无正当职业”的人在搞，到了1988年，就已经热成了“全民皆商”，有民谣为证：“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原来自恃甚高的机关干部和甘于清贫的教师，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经商的行列，“停薪留职”是时髦话语，“下海”是有本事的标志。
翻翻当年的报纸，可以看到“教授卖香烟”的新闻，其实这种新闻当时并不稀奇。一个在某学院当老师的校友突然来找我，是想看看我有什么关系能帮他推销掉一批绸被面；一个在某中学当老师的同学广发求助信，是想让大家看在当年同学情分上帮他推销自编的教材；而我的一个教师同事，夫妻两人业余开了个小小的馄饨店，起早摸黑地忙碌……
那一年，海南从广东省划出来单独建省，要建一个新的经济特区，一时出现“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情景。我身边的年轻教师都很动心，觉得与其当个穷忙的中学教师，还不如去海南闯一闯。但这纯属“秀才造反”、“纸上谈兵”，心动并没有变成行动。让大家决心动摇的一个因素是报上说，很多大学生到海南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摆地摊。
“全民经商”的年代，公司多如牛毛，但多数是“皮包公司”。多如蝗虫的“经理”夹着皮包奔走四方，把物资在上家下家之间倒来倒去，赚取差价。这样的所谓做生意，其实靠的是权力和关系，因为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如果有关系，能把计划内的“平价”货弄到手，再“议价”卖出去，就能大大赚上一笔。能做这种生意的，当然要有官场背景，于是“官倒”一词流行。1988年，国家取消价格双轨制，放开了物价管制，使官倒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物价开始飞涨。
商店的东西几乎被买空
物价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涨，但像1988年那样的涨法却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食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普遍涨价，有些东西比如猪肉和电风扇，几乎过几天就是一个新价格。这种涨法引起了普遍恐慌，于是便出现了抢购风潮，柴米油盐和日常生活用品，都成了抢手货，有些商店的东西几乎被买空。
8月下旬，抢购达到高潮时，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老办法。我的学生告诉我，那时他们全家出动轮班排队买米，排一次队可以买100斤，家里全是米，还做了个粮仓，后来来不及吃，烂了很多。有的人家一次购买的西湖牌肥皂用了很多年，最后都缩成了又黑又硬的一小块。有的人家此后几年没有再买油、盐和酱油之类。我的一个亲戚当时买了许多棉内衣，一直到今天还有没穿过的放在衣柜里。我的邻居大妈买了很多捆粗糙的手纸，后来的几年中我就常常看见她搬进搬出晒手纸。
抢购风潮里也有无动于衷的人，一种是像我这样工作没几年的人，没钱，不掺和那个热闹。另一种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们坚信计划经济能够调控一切，物价一定会回落并稳定。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父亲当时还召开家庭会议分析形势，认为现在大家买了过多的东西，以后再生产出来就没人买了，那么物价就会下降，而且国家也一定会让物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结论是要把钱捂着，等降价时再用。老头子们的分析头头是道，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当时有民谣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那时我在当教师之外，还兼着工会副主席和教工团支书的工作，应光棍弟兄们的要求，厚着脸皮去和某女青年较多的工厂联系搞联谊活动，结果碰一鼻子灰，对方说：“我们厂的女工不喜欢教师。”其实，女孩子们是不喜欢教师的低收入。在物价飞涨时期，工厂比较灵活，可以增发几百元的奖金，但教师每月只有那一百多元的“死工资”。
开导人心的“青年导师”
人心浮躁不安之时，需要得到开导，于是“青年导师”应运而生，他们游走各地，一场接一场地为青年人作报告，谈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媒体对他们的精彩演讲及时进行报道，一时显得很有轰动效应。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蛇口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青年教育专家”李燕杰和曲啸就遭遇了蛇口青年的质疑和反驳，闹出了一场“蛇口风波”。当时蛇口的领导人袁庚非常开明，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风波于是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