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起，解放军3万多发炮弹猛轰金门，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
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抓住机会，立即做出反应，于次日晚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命令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敌方作何反应，特别是美国对炮击行动是否做出激烈反应有所顾虑。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
借联合舰队发难，诱赫鲁晓夫上钩
毛泽东对联合舰队这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 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尤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
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 “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
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发表的会谈公报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苏联各大报也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大肆报道，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
苏联这些举动正中毛泽东下怀。其实，毛泽东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
骗招蒙了苏联，唬住美国
毛泽东这一“骗招”果然唬住了美国人。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杜勒斯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
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有限介入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直到8月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共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况且，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几天后美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炮击金门前，毛泽东思考再三，犹豫不定，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但是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经过反复研究和争吵，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立场。
炮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外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月26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第六舰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自地中海调来台湾，加入第七舰队，另调中途岛号航母和驱逐舰若干自珍珠港来台。9月2日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浬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马。
实际上，此时美国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会议确定分三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1.只要中共不企图攻占任何主要岛屿，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2.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很可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3.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并由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9月2日，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说明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
美国人越来越明显的强硬态度，让毛泽东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9月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9月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
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在白宫看来，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于是，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莫斯科给北京打开核保护伞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并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关于这两次谈话，目前尚未发现档案文献，但有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葛罗米柯回忆毛的说法大意是：美国可能冒险，中国已有考虑；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打击。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争。
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葛罗米柯说，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这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不要你们参加。我们不同于国民党，不会拖苏联下水。至于同美国作战，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这点请转告赫鲁晓夫。
笔者判断，中方的回忆比较全面和准确，而葛罗米柯显然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的意愿。从危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阻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因此，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对于赫鲁晓夫信函的内容，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在评价美国的声明时，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应该说，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不是没有作用的。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
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根据俄国的档案，当天周恩来与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周恩来转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时候，苏联才应该使用核武器给以报复性打击。
9月27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感谢中国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并表示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如果在中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那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10月15日，毛泽东给赫鲁晓夫亲笔回信，信中说，中国领导人被“你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应该说，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并非虚情假意。
中苏分歧潜伏同盟危机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一艘，美舰不战而退。9月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5万余发。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为了缓和局面，9月13日，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僵局。次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
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
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的分歧也逐渐加深。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他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并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 “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苏方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迫于中方的态度，苏联不得不收回自己的建议。
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趋缓和。从危机全过程来看，毛泽东事先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后来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处处都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挑战莫斯科的领导地位。中苏之间由此种下的分歧给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最终导致同盟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