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出乎人们的预料，其实，这场具有滚动效应的革命让最地道的政治观察家也感到意外。那么，革命会不会总是意外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在目前有它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也波及到了中国。一些中国人像埃及革命的引爆者那样，试图通过互联网号召举行茉莉花革命式的集会。他们的通知发出后，在北京上海等多座中国城市出现了响应者。尽管这些集会远远不够革命的规模，尽管当局出动打压的警察甚至被集会者还要多。但是当局的风声鹤唳还是激起人们深深的疑问，中国存在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吗？即使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至少目前不会。那么，在中国，意外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到底存在不存在？中国同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存在不存在可比性？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时事评论家蔡咏梅女士就此进行了分析。
法广：许多人都没有想到在阿拉伯世界会爆发革命。突尼斯一个小商贩遭城管欺压致死，引发茉莉花革命，推翻本拉里总统。然后革命之火烧向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现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摇摇欲坠。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估计到阿拉伯世界会爆发一连串革命，那么，革命是不是一场意外的事件？很难预料的？就是说，革命难免意外的性质。
蔡咏梅： 革命作为一个事件来看是很意外的、突发的。但是，革命发生在某一类的国家还是可以预见的。你可以看到，这次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是在一些威权专制的国家才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把这一类国家也称做弹性的社会。它这个社会也会有危机，也会有矛盾，但是，这个社会会自我调解，因为它是通过一种民主的制度，通过自由的信息，自身就会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你可以看到，这些社会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摆开来讲，这是一个透明的社会。而那种极权专制的社会则是高压的，当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信息控制待情况，也是程度不等。有些封锁得非常严，有些就有一些空间。但总的来讲，它都是一些信息封锁，老百姓的政治参与很少，甚至没有的社会。然后，都是当政者高度垄断权力，而人民缺乏自由，尤其是表达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集会示威的自由等等。所以在这种社会里面，它的社会危机矛盾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你并不能去准确地把握它。这种社会我觉得就是一种刚性的社会，它表面上很稳定，很稳固，但内部有很多的危机在集聚，一直集聚到了危机爆发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谁也预料不到，因为这种社会就是刚才所讲的高压社会，信息控制、言论压制，所以你没有数据，也没有准确的资料去预测它。由于这是一种刚性社会，它实施高压，不能自我解决它的社会危机和矛盾。积压到某一个程度就会爆发。就拿飞机突然发生空难作比方，为什么发生空难呢？可能因为金属疲劳，飞机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个飞机就解体了。但是，弹性社会它不会出这种事。在一个刚性社会，这种革命什么时候发生，怎么发生，没有人可以预料。但是，这种社会迟早要发生革命，这个是大家都可以预料的。
法广：那就是说革命的突发性、意外性和这个社会的封闭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蔡咏梅：对，还有高压，权力的垄断以及人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等因素 。
法广：目前阿拉伯世界爆发的这场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不少城市引发了集会活动。这种活动目前规模还很小，有点散步性质。加上当局封锁信息，警察密布等因素，西方不少观察家分析，中国不可能在目前爆发茉莉花革命。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爆发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就是说这种“意外”存在不存在？
蔡咏梅：我觉得，你要从社会性质来看的话，中国的社会性质同这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性质是差不多的。这些国家是威权专制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它的许多问题的严重程度甚至比这些国家更严重。所以，中国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爆发革命也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那一天会发生。现在，西方国家判断目前中国不会发生革命，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迟早的问题。你看，苏联的解体，东欧变色，都是有这样的因素存在。所以，我们是根据经验主义来讲，中国这种状况迟早会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会是那一天？那个临界点在什么地方？
法广：如果拿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来做比较的话，它究竟有那些类似之处？
蔡咏梅：第一个就是中国它是一个权力完全垄断的、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社会。在发生革命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中，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利比亚跟中国是最接近的。埃及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威权式的政体，但它的民间社会比中国还要松动一点。比如说穆斯林兄弟会，它是一个反对党，但还可以去参选。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因为中国是从极权社会发展而来的一个现在被称之为后极权的社会。威权社会跟极权社会不一样，威权社会是垄断政治权力，极权社会是垄断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全权垄断。只不过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开放，经济上部分出现了民有经济、私人经济，文化上，传统的民间社会有所恢复。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中国目前的政权的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它的极权的那种威力、那种力量在解构中，在消解中。所以，同阿拉伯国家相比，它对社会控制的更严。老百姓完全没有人权，没有民主。联合国公约上讲的言论自由等人权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集会自由根本没有，人民的结社自由也完全没有。就是那些有挂靠的NGO组织要搞些活动也很困难。这些方面它比阿拉伯国家的问题更严重。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经济要比这些阿拉伯国家发展得好。这是因为中国大陆自从加入WTO以后，把恶劣的人权作为一种优势，以低人权优势作为应对之策。因为人权很低，它反而获得了“优势”，它的劳工很廉价，可以任意剥夺等等。所以它现在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
法广：说到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从经济层面看，它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足了。那么，如果说，在这样一个经济已经强大起来的国家，也存在着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那这个国家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既然有这种革命的可能性，那就是说它在某些方面很脆弱？
蔡咏梅：我觉得，很多人只看到它经济强大的一面，但是，它在经济强大的同时，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危机。就拿阿拉伯世界率先爆发革命的突尼斯比，中国模式跟突尼斯模式很相同，但这次茉莉花革命就是从突尼斯开始的。中国的经济强大以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那么，就有如何分配这些社会财富的问题。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它经济强大的过程不是消解了革命的因素，而是强化了革命的因素。
为什么呢？第一，中国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正，不公平。中国的穷富悬殊是越来越严重。这有大量的数据佐证。第二个就是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这种腐败就是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的对立。社会的矛盾不是缓和 ，而是更加的尖锐化。所以你不能说，经济发展了，有了钱，大家就心平气和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缺乏公正的话，反而你经济越发展，钱越多，反而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就会越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伙强盗抢了钱，发了一笔大财。如果出现分配问题，这些强盗也会火拼。人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可能比以前好，但他会比较。他不是跟以前比较，他是跟其他人比较。现在中国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比如铁道部长刘志军，他一贪污就是几十亿。那么，这几十亿的财产贪污到他手里，就意味着另外一大批人的财产的损失。它就是从一个的腰包里掏出来，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绝对会激发社会的矛盾，而不是说缓和社会矛盾。所以，现在你所看到的目前的中国的现实就是：官民之间的对立非常严重和空前尖锐。我们经常观察互联网的言论和舆论就发现：最近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钱云会被车碾死的事件，事情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有些独立的人士，他们也是关注社会公正的，只不过他们对这件事件的评论稍微有点被人认为是帮了政府，而他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帮政府说话，这都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但我们从这些事件会看得出，整个社会的、民间的那种愤怒和不满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