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11年2月22日早上再次去省公安厅上访，信访室主任夏主任不在，其它信访接待工作人员也都不愿主动接待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待受害老百姓依法处理问题，难道证据确凿的公安部门违法办案事实是假的吗？他们只好面露难色的对我说：“不是我们不想处理你家的案子，关键是大领导有内部指示不让处理，我们也做不了领导的主。”无奈之下我只好万分伤心的来到省公安厅附近的马路上，将所有案件相关材料证据以及写有冤字的白旗都摆在地上，向过往的群众诉冤。大约过了不到15分钟，省公安厅信访室里跑出来几个工作人员，生拉硬拽的把我“请”进了信访室，让我在屋内等夏主任回来，不允许出去和群众讲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的事实经过。过了一会儿，夏主任回来了，一进门就很粗暴的冲我大发脾气：“警告你多少次了，不许打白旗，不许写诉状白布，不许当众诉说公安部门违法办案，你就是不听，下次再敢接触群众当街诉冤，新帐老帐一起算，不狠狠收拾你你就学不老实！”我问他：“你们违法办案害的我家破人亡是事实，为什么不愿依法办案，为什么不查案抓犯人？整天只会嘴上说调查了解，四年了，还没调查完吗？”夏主任答：“没有大领导放话，抓人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我有点搞不明白了，我家的案子并不是什么疑难重大案件，只要依法处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看大领导的脸色行事？我无法接受夏主任这种官官相护，层层包庇，欺压弱势群众的野蛮态度，我要求离开信访室自己回家，夏主任坚决不同意，命令手下人以他的名誉给我所在辖区渭城区化工派出所打电话，让派出所亲自来人来车送我回家，否则就别想出信访室的门，也许他是怕我再次去街上给群众当众诉说省公安厅违法办案的事实经过吧。过了一阵，化工派出所一名警官开着一辆警车带着火电四公司长年对我家实行24小时监控、非法暴力迫害的打手小头领吴国荣一起来到了信访室，强行将我拉上车，往回送。车上吴国荣很嘲讽又有点得意的对我说：“以后最好不要再出来胡闹了，你上访也好几年了，老伴都死了，有结果吗？你儿子又是精神病，小女儿又没工作的，你们全家臭名远扬的，看以后谁还敢娶你女儿嫁你儿子，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哪也别去最好，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家务事吧！”
我曾于2011年2月13日给省公安厅厅长王锐打过电话（王锐手机号码：13609299199），我在电话里问他是否知道我家的案子，他说知道。我苦苦哀求请他帮忙督办案件，尽快依法处理，还百姓一个公道。他拒不答应，也不承认各级公安部门是违法办案，还问我公安部门具体什么地方违法办案了，我大概列举了几条，并声明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当面交给他看，希望他能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接待我一下，亲自看一下案件材料。他不同意，说他没有接待日，也不想见我，让我以后有什么事去找信访室，信访室会不断给他汇报工作的，口气中略带一丝慌乱，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我不明白，按照王锐厅长的指示，我于2011年2月22日去了省公安厅信访室，却为什么会又一次被威胁和迫害，到底是谁在暗中指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案件幕后最大的地方黑保护伞又会是谁呢？
我只是一个弱势残疾老汉，对付一个庞大的国有违法企业和个别地方政府黑保护伞真是太难了，企业有钱有关系，而社会现在的大局是：各级政府把钱看成是他爹是他娘，钱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什么国家宪法、政策、道德都是一纸空谈和摆设。当今社会贪官们执行着：权是理，钱是理，有钱就能买到法律，有钱就能摆平一切，这就是他们的原则。为此老百姓受了伤害去上访都是告状多少年没有结果。而杀人犯们却逍遥法外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被政府象财神一样保护起来，上访告状的受害者们反遭到政府的种种残酷迫害（挨打、拘留、非法劳改、送精神病院、威胁、非法监控等等），过着不如犯人的人间地狱生活，得不到丝毫的法律公正和保护，真不知道中国的宪法是给哪国定的，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没人执行呢？真是天也变了，社会也变了，中国的老百姓们彻底没人权了！
电话：029---33711064
王英强
2011-2-27
附件：
上访四年我家四口一死二残
我儿叫王小刚,是陕西省电力公司下属火电三公司的正式职工，工令13年。
我儿于2007年2月6日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工作，任保卫部纠察。去蒲城工作前体健无任何疾病。2月7日第一次上班，被安排为上晚8点的班，接班时他看到值班室门锁着，值上一班的陈文才提前带值班的大狼狗回自己宿舍休息去了。王小刚去陈文才宿舍门口喊叫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私自休息的事情，一怒之下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咬伤王小刚，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人！是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去乡卫生院打防狂犬病疫苗救自己的。由于突然遭受意外暴力伤害，导致王小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开始一天十几次地给家人打电话诉说工作环境不安全，又有人放狗咬他了，恶梦吓得他睡不成觉，连续几天均如此，我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休息。
我儿从2月7号至3月24号上班46天只发给700元工资，还说就这么多。3月24日那天每人发5000元奖金，我和我儿去找保卫科长张小兵要奖金和以前的收入，当时张小兵、办公室主任张广利、财务科长白石、食堂管理员王怀忠这4位干部雇用农民三人从张广利办公室出来，到处找我们父子俩，一直找到食堂里边，王怀忠现场指挥，张广利抱住我，让农民三人打我儿，在食堂里边和外边共打了4次。张广利、张小兵还威胁我：你儿还要不要工作？满院子干部、工人，没有任何人敢出来管管此事。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这只能说明火电三公司党、政、工、团领导平时对干部职工不教育的结果，使单位无形中变成了欺压职工的场所。
我看事情严重，无奈将我儿强行带回家中休养治病。我们回到家也不得安生，白天有人监视、监听，晚上屋前屋后站岗放哨，外出有人暗地跟踪，这些人有的认识有的是生面孔。我多次去火电三公司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三公司领导态度十分恶劣至今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给上报工伤。
我儿被单位的人有意放狗咬伤、被欧打、被欺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他母亲得知儿子被迫害的消息后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大小便失禁，生活无法自理，被定为二级残疾，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我到北京公安部、中纪委、国家电网公司、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已有多次，到咸阳市、陕西省政府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公司人员吴国荣戴手铐，多次殴打。
2007年3月26日我到火电三公司找总经理赵晓飞要求给我儿看病和上报工伤，赵晓飞让保卫科挡住我不让上楼。我万分伤心地回到家中，又用电话和赵晓飞联系，赵晓飞在电话中十分嚣张地说：你儿子吃得胖胖的有什么病？不要装病，休息几天赶快上班去！报工伤是不可能的事，对单位经济有损失。我们反复乞求他给适当处理些问题，要有人道，他很不耐烦地说我很麻烦，想上哪告你就上哪告去，联合国也可以，员工想告倒企业真是天大的笑话！冒着危险和阻力我又连续不断近百次地去三公司希望问题能得到处理，三公司态度十分恶劣，拒不处理。无奈之下我去咸阳市政府有关部门上访，结果他们都说三公司是省级企业他们管不了。为讨说法我只好去省委省政府上访，省电力公司也去过多次，每次都是信访部门接待，每次结果都如石沉大海。
每次从西安上访回来，屋前屋后的监视人员就增加很多生面孔。怕出意外，我只好常常连续几天睡在省委、省政府附近的马路上不回家，连续上访。无数次上访，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过度的劳累使我腿致残。我于2007年6月偷偷连夜去北京上访，被火电四公司用车从北京接回。沿途四公司保卫科副科长吴国荣、信访办主任董小成等人下车吃饭、游山逛景，用手铐把我一个人铐在车里。回到咸阳后，四公司信访办董主任跑到我家威胁说要扣我退休工资，以补偿公司进京接我的费用，让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哪也不许去，否则公司将采取强制措施。大约从2008年3月起，火电四公司院内好多在火电三公司有亲戚的人不间断地来我家，劝我们说不要再告状了，再告也告不出结果的，让儿子快去上班吧，小心丢了饭碗。这些人中好多都是平时不来往不太认识的人。
大约从2007年6月起，我儿子的病越来越重，已经发展到不认识家人并一天多次将家人打倒在地的程度。我们百般迁就和照顾都无效。家人想带他去医院看精神科，他却说他没病，是家人和敌人合伙想害死他、关死他。2008年3月5日，家人将他骗到二十局医院检查，确诊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需立即住院治疗。我拿着医院病历找到三公司工会领导苏志强，要求给我儿子看病。他看完病历后竟说是装病，不给看并催着叫赶紧上班去，别没事找事。
2008年4月1日，我和坐轮椅的老伴及小女儿，带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诉状，摆在三公司大楼门口静坐，要求相关领导出来解决问题，给我儿看病报工伤。没有多久，赵晓飞总经理放出近10个保安，由杨斌科长指挥将我老汉打倒在地，并抬出很远扔在地上，将我老伴也推出很远。我小女儿打了110报警，秦都区110叫来120车把我们拉到渭阳西路派出所，该所长一见杨斌就很热情地打招呼，并和杨斌进了里屋密谈约20分钟，出来后就对我们大声斥责，让我们不要没事找事，赶紧走人。小女儿不服，要求他们给我看伤，他们竟说要看自己看去，他们没钱。120车把我送到二一五医院做完检查，医生让住院留观，我们身上只有不到20元钱，只得强忍伤痛回家自己买药医治。
经人指点，我于2008年4月8日到蒲城报了案，接案的警官叫路栋栋。火电三公司收买了蒲城东陈派出所余所长，余所长不让查案。我于2008年4月25日和6月18日两次去蒲城请求破案，路警官让我去找余所长，余所长不谈破案的事，只说让三公司给点钱行不行？这二次催案当天都被赵晓飞指挥张小兵强行用公司的车将我从蒲城送回。我回来后去三公司找杨斌转达余所长意思，杨斌坚决反对。
2008年5月5日迫于政府压力（可能与开奥运会有关），三公司答应给我儿看病，于2008年5月6日由公司出车，保卫科长杨斌陪同去西京医院住院治疗。我们要求三公司出陪护，三公司领导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我们决定自家陪护，可杨斌也不同意，坚持只准留王小刚一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说每家最少要有一名陪护，否则不收病人，杨斌才勉强同意留我当陪护，但公司不给出陪护费和生活费等各类开销。住院期间三公司曾几次中断缴费。6月13日出院时，医生交待让最少吃二年的药，每个月的药费大约在800元左右。买了几次药之后，杨斌说让我们自己用医保买药去，二年的药费公司承担不起，就是当时所花的医药费到时还要打入王小刚医保账户，现在只是临时挂在公司账上，并说是领导的意思。
大约从2008年7月起，火电三公司收买了火电四公司西安总公司的人力资源兼信访部经理高建设和信访办董主任，安排四公司咸阳基地10多名工作人员对我家人进行严加看管，一天数次上门问有什么新动向，人在不在家等等，连去市场买菜都有人骑摩托强行跟着，每次外出发现就打，连民政局也不许去。高建设还曾多次开小车围着我家前后观察，几次私下将我叫到无人处进行威胁说：冤死也不能告状，国家有内部文件说上访的人都不是好东西，是反革命。
2008年9月8日我赶早偷偷去省委上访，还没出小区大门，吴国荣就强行跟了上来，我骂他没人性，他说这是领导的安排，他不跟踪我领导就要让他下岗。途中他不断地往外打电话，刚到省委门口，高建设、董主任、司机和一个不知名的小年轻开着车就来了，扭着我的胳膊像押犯人一样将我推上车，在车上偷走了我的提包，包里有上访的材料和一件装有114元钱的衣服。车把我拉到西安四公司总公司，又是一顿毒打和威胁。事后我问他们要我的提包和衣服，高建设拒不承认和归还。2008年9月9日下午，三公司杨斌和工会干事张汉杰来到我家，很得意地说：你都告了一年多了，也没把企业怎么样，要不要去联合国试试？是不是吃的苦受的罪还太少？还是尽快让你儿子去上班吧，再不上班就按劳动法除名！他们刚走约5分钟，吴国荣就跑来说领导有事叫我。我和小女儿来到基地办公室才发现高建设和董主任坐在那里。他们说是省电力公司让他们来调查事情的，我将案件整个过程再次讲给他们听，他们很不耐烦，给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社会有多么腐败，政府有多么阴险，很多上访的最后都被定为反革命了，劝我不要再告了，省得丢了老命，最好到年底也别出门。
2008年10月18日，我偷跑出来坐火车打算去郑州找亲戚借钱，因没买全票被华山站查出来通知了四公司。凌晨3点多，基地领导肖建华、祁红喜、吴国荣赶到，将我用车接走。途中车上我再次被吴国荣打的满嘴流血，脸肿起很高。10月19日晚上，小女儿气不过要拉我去领导家讨说法，结果咸阳基地所有领导都不在家，却意外发现办公室灯亮着，过去一看，竟发现高建设、董主任及咸阳基地全体领导在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我上访的事。截止2008年10月20日，三公司已给我儿停药二天，我不得不又偷跑到省政府希望通过政府为我儿先讨点药吃。四公司领导和吴国荣又急急赶到，吴国荣不由分说当场把我打倒在地，并叫我立即起来，还准备再打，被人拉住。途中在车上吴国荣把我塞在座椅下面，又打得我满嘴流血，并扬言再敢上访就要我老命。
2008年10月21日，我带老伴（坐轮椅）及小女儿共三人一起去三公司给儿子要药吃。杨斌坚持要让我儿自己用医保买药，我们不同意，双方争执起来。大约下午6点左右杨斌打电话叫来一个自称叫张振勇的片警来断案。张振勇来时没穿警服也没开警车，开了一辆车号为陕A31700的微型面包车，说要帮我们破案并帮助协调买药，将我们骗回家中。
2008年12月5日下午，我和小女儿去三公司，我怕他们打人，就将诉状写在地上让行人评理。下午三点多，三公司叫来一个警服号码为002785的警官，对我推推搡搡，并威胁说要以骂人的罪名制裁我，我说三公司打人害人在先，你嫌我骂人就先处理他们打人一案，此人只好开着小车走了，整个过程都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
大约从2008年7月起，杨斌曾多次提出让我们领蒲城工资，我们问他是多少工资？他说大约每月700元左右，我们说连基本工资都不够，他说就这么多，还说到年底蒲城工程一结束公司并账就一分也没有了。此前我们也曾多次问他们要过工资及其它收入，压根就一分不给，现在却突然玩此花招。
我因到处上访忍饥挨冻受尽折磨造成左腿严重骨网膜损伤，被定为三级残疾，现在只能靠拄棍子走路。全家四口人一死二残，过着不如四川灾民的生活！我们到哪反映情况他们就收买到哪，官官相护，层层包庇，拒不处理，还多次无理要求让我那患严重精神病的儿子立即回单位上班，否则按劳动法除名。从2007年3月24日起，我儿工资等各项收入至今没有发放一分。
中国政府提倡要关注民生，和谐安定，多年来我家的惨案及困难不但没人管，还因上访讨条活路又险些家破人亡。中国各省政府官员大面积乱作为导致冤案成山冤民遍地，得不到应有的人权保护，有很多甚至连基本的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我恳请各位有能力援助我的国际好心人进行调查核实，让我这个不幸的家庭得以生存。
